李绅也是这种情况，他属意于一位举子周汉宾，亦曾专门托请钱徽留意，不料结果竟是名落孙山。

他与段文昌一气之下，便向皇上弹劾主试官钱徽。

可见，在这场科试案中，他两人确实是有私心在里面，算不上于事为公的。

事发后，据说有人劝钱徽把段、李二人的信公之于众，钱徽却不同意。

&ldo;苟无愧心，怎可以私人书信相证！

&rdo;钱徽对来人道。

这话说得漂亮，也表明钱徽甚为明智，否则，当时洗刷了自己，今后却难逃种种更大的是非漩涡。

与此事无关而站在段、李一边，强烈指责钱徽、李宗闵等人的是翰林学士元稹。

他本与宗闵一样，都是急于求进之流，在争夺宦官支持方面，不免与宗闵产生牴牾，二人由是相恶。

此时元稹便利用这个机会攻击宗闵，为此还专门拟了一道诏制，把这件事上纲上线，狠狠地批驳了一番。

在这一态势面前，宗闵倒霉就是必然了。

李德裕倒是没怎么落井下石，但他与李绅、元稹在当时号称翰林学士院的&ldo;三俊&rdo;，相互问情同手足，凭这一点，德裕也就无法脱身事外。

这次科场案算得上是本朝有史以来最大的，处分也很重。

朝中与钱徽、杨汝士（另一位主考官）、李宗闵有关系的人，都有些愤愤不平，李宗闵本人就更不用说了。

李宗闵这个人极端的冲动固执。

这样说他，绝非是信口开河。

仕途上的两次挫折在他的心理上造成了伤害，使他变得十分记仇。

贬剑州后将近二年，因牛僧孺在李逢吉的荐引下拜相，宗闵才得以起复为中书舍人，并在长庆四年（公元824年）十月权知兵部侍郎。

最后在文宗大和三年（公元829年）走驸马沈和枢密使杨承和的路子，做到宰相。

执政之后，立即便将德裕及与之相关的人员请出中枢机构之外。

特别是对德裕，宗闵更是有一种政治上无法共存的排斥心理，非要将他剥夺权力而后快。

其实，宗闵似乎并无什么一贯的政治见解，此一行为完全是出于一种心理上的需要。

不仅如此，宗闵还有一种强烈的派性心理。

本来，同志相互支持，关怀提携，固是艰难人生之一大幸事，亦乃人之常情。

但是，宗闵把它看得过重了，这样，&ldo;义&rdo;代替了&ldo;忠&rdo;与&ldo;直&rdo;，私心压住了公利，同志成了同党，好事即不免成了坏事。

大和四年（公元830年），宗闵刚刚入相不到四个月，马上就荐引上表告退的牛僧孺再次入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