僧孺与宗闵有些不同。

最大的一点是性格沉稳而不外露，做事讲究技巧；而且很能够辨明利害，不强为出头之鸟，该避让时一定退让，一旦抓住机会也绝不松懈。

僧孺家境贫寒，年轻时为了出人头地，很是用了些功。

为此，中了进士后颇为自矜。

僧孺绝对没有德裕的那种正统的观念，这也许是他出身贫寒，又得中进士的缘故。

进士科靠的是才学，古往今来，有才者如不能锻炼其志，就不免浮华不拘，放浪形骸，而且急于求进。

僧孺也有这个特点，尽管比起他人来，尚不算是太过分。

比如他好奇石、好声伎，在文宗开成时闲任洛阳期间，曾与好友白居易时相过从，他对朋友夸言道，自己曾先后服用过三千余两钟乳石，因此在&ldo;那个&rdo;方面是很可以的。

白居易听了，也为此佩服不已。

当然此乃小节，无足厚非。

僧孺这人最大的缺点是气魄狭小，懦弱而不思进取。

辛勤数载，中进士、得高位，在他看来就是人生之极限了。

为了既得的地位，僧孺不惜以退让自保来牺牲原则，所以当年李逢吉勾结宦官把持朝政，他便主动上表辞位出京；宋申锡事件中，更不能坚持正义。

最明显的例子，是他对朝廷用兵--无论是对付外族入侵抑是地方反叛--都强烈地表示反对。

他在其他方面不敢坚持原则，但在这一点上却十分的顽固。

战争总是人情所厌恶的，因而古今中外，反对战争者都能讨巧，给自己留下一个爱护民生的美誉。

但是在实际情况下，为了达到和平，有时却不得不诉诸武力，这种情况下的用兵，和穷兵黩武是大有不同的。

僧孺和当年的李绛不同，李绛是从帝国战略上考虑，主张轻重缓急应有区分，而僧孺一味反对兴兵，往往是出于既不担风险，又不失清名，何乐而不为的考虑，这是典型的不负责任的表现。

为这事他与德裕发生了激烈的斗争，&ldo;维州事件&rdo;是前数年中最厉害的一次，在后来的武宗时期，面对着回鹘入侵以及昭义镇的反叛，他仍然主张妥协退让，和德裕主战的方针格格不入。

这是后来两派争讦的焦点所在。

僧孺饱览诗书，有文学之才，在这个方面他与李宗闵也很不相同。

所以，他对政敌采取的手段，相应也就温和些，这一点倒也不可不论。

除了在&ldo;用兵&rdo;这一点以外，僧孺和宗闵在政见上其实与德裕并没有什么严重的分歧。

所以说，有时政治派系的产生，并非是一些正经的因素在起作用，而往往出于一些看起来不甚重要的小事。

比如进士科考试，便是宗闵与僧孺走到一起的重要原因之一。

有人将由这些因素而产生的非政治性群体称为&ldo;朋党&rdo;，也就是这个道理。

人情贵难贱易。

中进士既然很难，则社会愈重进士，因而进士及第者的仕途相对于他人来说就比较顺利。

进士出身者人数不能算多，也有的人终身未授官职，但是，这个阶层却是帝国政治的核心，而且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