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事情毕竟没有那么简单。

无论是说宗闵、僧孺私结朋党、派性太深也好，抑或是断定李德裕也难逃个人恩怨嫌疑也罢，假如仅仅是这两派党同伐异、彼此排挤，造成的波澜绝不会如此深远广阔。

其实，任何时候、任何场合，囿于私见而打击异己，在政治上都是屡见不鲜的，但从来也没有哪次像他们这样牵涉到这么多人，延续了那么长的时间，起起复复那么多次。

一句话，如果没有了第三者、第四者，任何一种对立就必然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只会相互转化、相互妥协，而断不会永远处在矛与盾的永恒是非中。

在宗闵、僧孺与德裕之外，尚有天子。

天子内心对这种事很头疼，但有时在客观上也能得到好处。

早先，做得最好的就是宪宗。

至高无上的天子有权选择什么是应该做的事，一旦决定以后，他就必须把重心全归结到这上面来。

不管朝中有几派存在，谁符合他的想法，他就扶植哪一派。

举个例子来说，比如元和后期，对淮蔡能否取得胜利，是帝国对藩镇强硬政策成败的关键，而这时裴度、李逢吉两人的争讦也达到了高潮。

宪宗赞成平定藩镇、扫平淮蔡，不能不倚仗裴度，于是在把裴度派往前线的同时，顺从裴度的请求罢免了反战的李逢吉、令狐楚。

但到了淮蔡平定，河北三镇也相继归顺后，宪宗起用皇甫鎛却遭到了裴度的坚决反对，这时宪宗的心思已经从平藩转到了收集钱财方面了，显然，裴度的固执坚持已成了最大的阻碍，所以天子便斥责裴度&ldo;党见太深&rdo;而召回了令狐楚，还磨去了《平淮西碑》以安慰由于因裴度受重用而心生不满的一些人。

宪宗此际所做的这一切，其实就是一种绝妙的牵制，尽管不是有意识的，但只要身处天子之位，也就决定了这是一种必然。

年轻的敬宗皇帝有一次做得更妙。

那是宝历元年（公元825年）李逢吉为相时，敬宗不满于他的无所作为。

遂有心思召裴度为相。

但皇上并没有马上就颠倒乾坤，而是悄悄地派人告诉远在山南东道的裴度：

&ldo;皇上已定下了召你回朝的时间，你可凭此行事。

&rdo;

这个暗示再明确不过了，裴度自然心领神会，立即主动上表请求入朝。

结果使李逢吉大为恐慌，情急之下，竟使出了下九流的手段，也就是编出了那段&ldo;绯衣小儿坦其腹&rdo;的东西来诽谤裴度，自己导致了失败。

在这里，敬宗是胜利者，他的这种近乎于左右逢源的作法，真是神来之笔！

文宗在这上面花费的心思更多。

文宗当政期间最大的问题是宦官，而且他孜孜以求的是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他先是放弃相互之间有成见的朝廷派系而依靠宋申锡，宋申锡失败后，他又把希望寄予李宗闵和牛僧孺，但结果仍让他极为失望。

所以便转而启用李德裕，并且赞成他大刀阔斧地清除李宗闵与牛僧孺的党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