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停止踱步，毅然坐到书案前，将已冷了的银耳羹一口吞下，决心义无反顾地为东乡冤民上疏请命。

他托腮凝思。

东乡一案的关键是属性。

若属聚众抗粮闹事，则派兵镇压并无大错，失误只在杀人过多。

显然，光绪元年的定案之所以对

当事人处理过轻，光绪四年的复审之所以维持原判不变，都是基于这种认识。

但事情原本不是这样。

案发的第二年春天，张之洞到绥定府考试生童，东乡县属绥定府管辖。

考试中，有十多份试卷不是按题作答，而是向学台诉说东乡的冤情。

张之洞确信此案一定冤情甚重，否则生童不会做出此种违规之举。

出于同情，张之洞没有斥责这些生童；限于身分，他也没有将此事告诉抚台和两司。

他只希望朝廷能秉公办理，早安人心。

这些天，听了杨锐、何燃等人的叙说，他心里更有底了，此案不是抗粮闹事，而是对苛政的不满。

做过三年四川学政的张之洞，对蜀中官吏的苛征勒索深有了解。

是的，现在就借为东乡民人伸冤叫屈的机会，向太后和皇上奏报四川赋税的实情。

他提起笔，将自己所知的一切写了出来‐‐

四川的赋税与他省不同。

咸丰中叶，军饷紧缺，朝中大臣议定四川于钱粮之外再加津贴。

所谓津贴，即按粮摊派，正赋一两，则额外再征收一两。

咸丰末年，则又议于津贴之外加收捐输。

所谓捐输，也是按粮摊派。

四川全省一百六十州县，除最为贫苦的二十多个州县外，其他各州各县皆派及，或一年一派，或两年三派，全是藩司决定。

每县地丁五六千金的，捐输则派到万金之上，这笔银子都摊到各人头上，不能少出。

而所有这些，才只是报部完饷的正款，至于州县府各级的耗羡、运费还不算在内。

不仅仅这些，四川省还有许多杂派，其中杂派最多的是各种名目繁多的局，如夫马局、三费局等等，此等局员的开支皆取之于民。

各种杂费加起来，农人上缴的多于正款的钱粮，多则十倍，少的也到了五六倍。

更可恨者，川省官吏还规定，农人必须先完杂费再完正款，一切完清后官府才发串票。

若不缴杂费，即使完清正款的也不发串票。

无串票，官府可视为未完钱粮而拘捕。

川省官吏的这种手段，可谓狠毒。

他省捐输，不过偶一为之，即有勒派，也只加累富室而已，而川省捐输之数，一向由藩司派定，照文征收。

从前历次奏报中所说的东乡农人于正赋外每两加钱五百文，并非向富室勒捐，而是向每个人头加派；也并非为国家增收财富，而是州县府各级官府用来肥私利己。

东乡乡民的愤怒正是冲着这一点而来的。

此外，东乡从同治八年以来，六七年间向乡民征收数万银子，而县衙门从未有一纸清账向乡民公布。

乡民要求公布账目清单，这也是合理的举动，不为过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