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虞城的棉纺厂，如果下游有大型的服装厂或家居厂，照后世的订单模式安排生产，扭亏为盈其实没有那么难。

当然前提是，有一个合格的厂长，否则生产一团糟，那就谁也救不了他们。

也就是说，解决棉纺厂的问题，最迫切的是需要找到一家大型服装厂和一个合格的厂长。

或者自己可以办一家服装厂？叶纤红暗暗思量。

以她对服装行业的了解，设计出这个时代普罗大众喜欢的款式，应该不会很难。

这时候竞争比较少，前世那些服装品牌，大多还处于草创阶段，不成气候和规模。

要到二千年前后，中国加入wto，跟国外的服装企业血拼过之后，大家才有了品牌意识。

那时候国产品牌开始遍地开花，有的甚至走向国际，达到一流品牌的水准。

不过想想办服装厂的资金不是一个小数目，自己哪有能力筹措到，叶纤红打了退堂鼓。

男人们刚才还在讨论可行的方案，说着说着话题就偏了。

从虞城的企业，跳到各自的现状，于是有人叹起了苦经，说自己没有钱用，连车子也买不起。

这时候国外的车企开始大规模进入国内市场，全民骑自行车上班的场景，开始发生了变化。

一些早期的个体户和下海的机关人员，赚钱买了车，开始过起了有房有车的富豪生活。

这些情况在京城和深圳尤其普遍，很多年轻人受不了诱惑，甚至考虑不顾家里长辈的劝阻，弃政从商。

在座的人，大多数因为得不到家族的资源，所以外表看着光鲜，实际上手里没几个钱，从商对他们来说，非常有吸引力，甚至肖东灿也动过这样的念头。

叶纤红记得，九十年代初确实刮过一阵下海风，特别是今年，据说有十二万人辞职下海，有一千万人停薪留职。

不过这股风潮并不长久，公务员这个特殊职业，越到后面越吃香，甚至出现千人万人争一个职位的地步。

想想也容易理解，在政府部门工作时，虽说是在做&ldo;服务&rdo;，但更多的时候，都是别人来找自己办事儿。

而创业时，只能到处求人。

跟留在机关的同事朋友相比，他们的生活质量反而不如他们。

特别是下海的人里，很多人创业只是赚了小钱，算不上成功。

而公务员的工作，旱涝保收，体面又有尊严。

于是又掀起了回归体制的浪潮。

叶纤红没有去劝阻他们，毕竟不是每个人都有重生的经历，也不是每个人都有长远的眼光。

这时候的机关工作人员，还不叫公务员，待遇也一般，当然更没有公务员法。

既然这样，倒是可以提醒他们私下赚些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