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怎么样呢？

涌进上海的人逐年递增，甚至猛增、剧增、爆满。

近一点的，有苏州人、宁波人；远一点的，有广东人、香港人；再远一点，还有英国人、法国人、印度人、犹太人、阿拉伯人。

有钱的、没钱的、城里的、乡下的，都往上海跑。

鬼佬与赤佬并驾，阿三与瘪三齐驱，官人与商人争奇，ji女与淑女斗艳。

开放的上海滩，华洋杂处，贤愚俱存，贫富共生，有如大唐帝国的长安。

但，上海并不是帝都，也没有城墙。

这些人趋之若鹜，又是为了什么？

为了自由。

自由是城市的特质。

的确，城市比农村安全，也比农村自由。

如果是商业城市，就更自由。

比如16世纪尼德兰南方中心城市安特卫普城内，交易所门前悬挂的标牌便是&ldo;供所有国家和民族的商人使用&rdo;；[4]中世纪欧洲某些自治城市则规定，逃亡的农奴如果在城里住够了一年零一天，他便成为自由人。

由此，还产生了一句民谚‐‐&ldo;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rdo;。

[5]

当年的上海就是这样。

二战期间，上海甚至敞开大门接纳了大量被纳粹追杀迫害的犹太人。

没有城墙的上海，反倒是安全的。

是的，此时无墙胜有墙。

其实，如果仅仅只有安全的需要，城市和国家都并非必需。

氏族和部落的土围子就已经很好。

然而，哪怕它好得就像福建客家人的土楼，四世同堂，固若金汤，土围子的封闭性也终归大于开放性。

[6]因此，在那里不会有使人自由的空气，弄不好还会相反。

必须有一种新型的聚落，既能保证安全，又能让人享受到充分的自由。

这种新型的聚落，就是城市。

新聚落（城市）与老聚落（土楼）的最大区别，在于里面住的不再是&ldo;族民&rdo;，而是&ldo;市民&rdo;。

市民的关系一定是&ldo;超血缘&rdo;的。

他们之间的交往、交流和交易，也一定会超出地域的范围，打破族群的界限，甚至杂居和混血。

这就必定产生出两个新的东西，一是超越了家族、氏族、胞族、部族的&ldo;公共关系&rdo;，二是与此相关的&ldo;公共事务&rdo;。

处理这样的事务和关系，氏族部落时代的办法和规范已不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