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奈之中，我打电话向作者请教。

李昌平回答说：&ldo;学习班，这是干部的叫法；小黑屋，这是农民的叫法。

都是一个东西。

&rdo;

我再一次为广大干部群众的创造力所折服。

乡镇政府不是无权建立监狱吗？那我们就在权限之内办一个学习班。

为了躲避捕食，某些昆虫长成树枝甚至粪便的形状，生态学家称之为&ldo;拟态&rdo;。

广大干部的拟态策略更简捷，也更便宜，只要挑选一个名词即可。

农民群众不肯接受这个名词，但又不知道应该如何称呼这些不是监狱的监狱，于是白描曰&ldo;小黑屋&rdo;。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这场识别与反识别的游戏玩得有声有色。

往远说一句。

张正明先生的《晋商兴衰史》上，有一段描写官府如何强迫商人&ldo;自愿&rdo;捐款的文字：&ldo;嘉庆五年（1800），山西捐输有一县派至10万两，勒限催交，其未能措交者，即行掌责，甚至锁闭班房，名曰&lso;黑窑&rso;。

&rdo;（注3）

湖北人住屋，山西人住窑，黑屋即是&ldo;黑窑&rdo;。

时隔二百年，相距千余里，用词居然如此相似，其间仿佛有鬼神出没。

四、学习班续考

以学习班之名，行关押拘禁之实，其历史几乎与学习班的名称一样悠久。

1967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大力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传达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ldo;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很多问题可以在学习班得到解决。

&rdo;于是各种各样的学习班纷纷涌现，许多让人联想起拘禁的名称也先后亮相，譬如&ldo;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学习班&rdo;，&ldo;小偷小摸学习班&rdo;等等。

在我读到的正式出版物的记载中，具有灰牢性质的学习班早在1968年6月便出现了，距离最高指示的发表不过半年。

据遇罗克的弟弟遇罗文在《我家》一书中记载，1968年春节后，他被关入北京半步桥监狱。

1968年9月底的一天，&ldo;三辆卡车把我们这些人拉到了北郊的北京市第一少管所。

原来，我们这些人是托毛泽东&lso;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rso;的福，被送到这里参加第二期学习班的。

&rdo;

遇罗文写道：&ldo;第一期在三个月前到的这里，在我们来之前已全部释放回原单位。

这无疑预示给我们美好的希望，但没有人告诉我们一定释放和哪天释放。

（一个多月后，轻工业学院一位大学生从这里逃跑，就被毫不留情地抓了回来。

）

&ldo;这里还住着一伙&lso;学习班&rso;，有五、六十人，我们私下叫它&lso;黑干学习班&rso;，成员都是被明确定为&lso;黑帮&rso;的子女，像刘少奇的女儿、贺龙的儿子等，已经在这里好几个月了，好象还没有释放的意思。

&rdo;

追溯到关于学习班的最高指示发表的日子，似乎并没有追到源头。

专门研究延安时期的学者朱鸿召和我谈起过当时常用的一个手段，就是把人扣下开会学习，不转变立场不放人。

他提到1942年10月召开的一次西北局高干会，毛泽东作开幕报告，为了让那些与毛主席不是一条心的人转变过来，会期竟长达88天，不转变就不散会。

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立刻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猜测那些被扣下的领导该如何打小算盘：脱离权位越久，自己的影响就越小，被别人代替的可能性就越大。

再不转变，想闹二心也没本钱了。

这个故事使我更进一步理解了事物的复杂性。

我们面对的并不是一个界限分明的东西。

既然开会学习总要把人圈在某个特定的时空之中，与会者总要暂时丧失部分自由，那么，圈个小时是圈，圈个月也是圈；小事小病可以请假准假，悠悠万事惟此惟大一概不准请假‐‐在这不间断的连续系列上，拘禁关押与开会学习的分界究竟在哪里呢？这种模糊性提供了一个空间，在此模糊空间之内，可以产生一种合法伤害他人的权力‐‐这可是很有利用价值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