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过来说，如果上告既简单又省事，还很公正有效，民家就不必忍气吞声了，官家也就惹不起民家了。

即使在明清时代，即使在告状等于白告的时候，官吏对百姓的侵犯仍是有底线的。

《大明律。

兵律。

军政。

激变良民》条的规定，&ldo;凡牧民之官，失于抚字，非法行事，激变良民，因而聚众反叛，失陷城池者，斩。

&rdo;‐‐这里的激变良民就是底线。

当然，官吏们也可以对症下药，一边照旧欺负他们，一边将反叛扼杀在萌芽状态，防止他们私下串通聚众结党，建立非法组织等等。

这些工作做好了，便可以进一步压低底线的位置。

无论如何，一步又一步的压缩总要导致风险递增。

随着对民间权利边界的更深的侵入，民间的不公平感便积蓄起来，反弹或反抗的力量也积蓄起来。

一旦找到一个相对薄弱的突破口，或者，虽然没有找到突破口，却像陈胜吴广一样走到了绝境，像李自成一样被&ldo;灰枷&rdo;（半正式的刑具）枷到没法活的程度，整个天下，无论是害人者还是被害者，便要共同承担更大的损害了。

正因为担心这种情景，中国古代的正式法规对百姓的权利边界并不敢压缩太甚，奈何正式界碑后边只是一群赤手空拳的乌合之众。

最后，在说够了灰色的牢房和规矩之后，我抄录几条中外正式法规作为一个光明的尾巴。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七条规定：&ldo;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

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

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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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1982年12月4日五届人大通过的宪法。

1912年3月11日，中华民国临时参议院通过了《临时约法》，这部推翻帝制后的第一部宪法规定：&ldo;人民之身体，非依法律不得逮捕、拘禁、审问、处罚。

&rdo;

1912年3月12日，《临时约法》公布的第二天，当时的革命家、从英国学习法律归来的著名报人章士钊撰文质疑：&ldo;倘有人不依法律逮捕、拘禁、审问、处罚人，则如之何？以此质之《约法》，《约法》不能答也。

&rdo;（注7）

章士钊由此谈到了英国，他说滥用权力的欲望，中国人外国人都是有的，但是英国人发明了一种保障自由之法：&ldo;无论何时，有违法侵害人身之事件发生，无论何人，皆得向相当之法廷呈请出廷状（writofhabeasrp，现译人身保护令），法廷不得不诺。

不诺则与以相当之罚是也。

出廷状者，乃法廷之所发之命令状，命令侵害者于一定期限内率被害者出廷，陈述理由，并受审判也。

英人有此一制，而个人自由全受其庇荫。

&r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