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初衷是给他的孩子们每人一小笔钱，然后逐年增加，直到我们30岁。

信托财产的设立就是为了实现这个目的。

在我们30岁之前，信托财产的收益除了支付给我们的以外，并不是用于再投资，而是分别捐献给数个指定的慈善机构，包括洛克菲勒研究院和里弗赛德教堂。

1935年，也就是信托财产开始运作的第一个整年，我只收到2400美元，是收益总额中的很小一部分。

这笔钱包括我的所有生活和大学费用‐除了学费以外，然后是每年400美元，也就是父亲在我上大学期间每年支付给我的。

有时，我的确发现自己手头现金拮据，不得不请求父亲提前给钱。

而他通常会把我的请求当做是教诲和指导的机会。

他在1935年写给我的一封信中表达了他的不悦：

你在这个期间花的钱远远超出了预计的收益‐如你所说，这当然是因为计划不当，是个错误……你当然想像得到，我对你感到有些失望，因为你再一次陷入了经济困境。

当你每年获得1500美元的时候，你并没有什么问题。

随着钱数的增加，好像困难也加大了。

&ldo;财富越多，人越容易失去头脑&rdo;，这句老话很有道理。

我希望从现在开始，你能计划好自己的开支，不再验证这句老话。

今天我就把400美元汇到你的银行账户上。

1934年，父亲在设立信托财产的时候告诉我、劳伦斯和温思罗普，我们的信托资金所包含的资产远远少于他留给母亲和我们的其他兄弟姐妹的数额。

父亲给我写了一封信，解释了他的理由。

他的信很好地描述了他对年轻与金钱之间危险结合的感觉：&ldo;我在第一次与你谈论这件事的时候，我脑子里想的是给你们3个小儿子留下与其他孩子一样多的财产。

回头一想，我认定这么做对你们将是不公平的……首先，因为那样可能会导致你们陷入一种境地，使你们感到彷徨和无措，因为你们突然背上了沉重的、相对新的责任……第二，那样会……严重破坏你们在成长期间获得的指导和忠告的机会，而提供这种机会是做父亲的职责。

&rdo;

但是，当国会在1935年提高了馈赠和财产税税率的时候，父亲不得不改变自己的策略。

他很不情愿地得出结论，如果他不现在就提高自己留给3个小儿子的信托资产的话，他就会永远丧失机会。

于是，他增加了我们的资产份额，并因此将所有的信托资产平均到了大约1600万美元的水平。

我是到了数年之后才被告知自己的信托财产数额的。

1935年6月中旬，父亲在我和迪克踏上欧洲之行后不久，给我写了封信：

我原本不应当现在就采取这个步骤，可是，形势似乎在逼迫我这么做。

关于如何明智地管理和处理财产，要获得这种知识，最好是通过经验的逐步增长。

我在赠送你们所有财产的时候，这种想法一直在我脑中占主导地位……我把巨大的信托资产给了你们。

但是，我知道，你们永远不会让我后悔这么做的。

爱你的，父亲

31选择职业

在毕业那年，我忙于撰写我那篇关于费边社会主义的毕业论文‐《费边眼里的赤贫》（destitutionthroughfabianeyes）。

该论文针对的事实是，对待贫困的传统欧洲模式依据的是基督教的戒律，即赎罪的方法是施舍给穷人。

其重点落在施舍者来世的好处，而不是基于这样一种理念，即每个人都有为需要的人提供帮助的社会义务。

在比阿特丽斯和悉尼•韦布的领导下，费边社会主义者采取的是相反的观点。

在他们的眼里，获得最基本的生活保障是所有公民的基本权利，是政府固有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