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在大通内部挣扎

启动美洲金融公司的努力是我在对外部最后的工作之一。

1952年9月，我晋升为高级副总裁，负责银行的纽约市各分行和客户关系工作。

在对外部的6年期间，我看到管理结构和风格必须动大&ldo;手术&rdo;，大通才能成为更加强大、利润更加丰厚的金融服务机构。

随着我的级别的提高‐从经理助理到副总裁‐我能实施一些变革。

但是，作为重要性不很突出的部门里的相对年轻的官员，我不具备必要的力量对我认为至关重要的任何领域实现更加广泛的影响。

此外，我从负责国内和国际领域的守旧型官员那里感觉到了对我所提议的变革的阻力，以及对我在银行中所扮演的角色的担忧。

我对国际银行业务的推动一直是一波三折，既有成功，也有失败。

但是，我在扩展国际业务方面的考虑，以及我对更加科学、专业的管理和组织结构方面的考虑，直到整整10年以后才开始被人们接受。

53建立家庭生活

我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挑战是重新建立与妻子和孩子们的联系。

我首先在纽约建立了一个永久性的家，在那里，他们在经历了战争年代我那到处漂泊、充满了不确定性的岁月之后，能够感觉到安全。

在战争时期，佩吉在第五大道找了一个公寓，我回来的时候他们正住在那里。

1947年10月，我们的第四个孩子、第三个女儿佩吉就是在那里出生的。

她成了后来所谓的&ldo;第二序列&rdo;中3个孩子的第一个。

理查德（我们总是称他为&ldo;迪克&rdo;，那是我们心爱的朋友迪克•吉尔德的名字）和艾琳都是在间隔两年后出生的。

即便只有3个孩子，我们也显然不得不搬家了。

佩吉在东65街找到了一栋房子，恰好符合我们的需要。

那栋房子有足够的房间供我们这个成员不断增长的家庭使用，而且气氛非常友好，几乎就像是栋乡村房屋：宽敞的客厅里，18世纪英国松木板，房子的后面有一个小巧玲珑的花园。

我们在1948年年中将它买了下来，并在20世纪结束前一直当做我们在纽约市的家。

周末的时候，我们带孩子们去波坎蒂克山，先是去家族地产围墙里面的斯蒂文斯屋，但没过多久，我们就带他们去我们自己的家。

新近离婚的我的姐姐巴布斯决定离开波坎蒂克外那栋漂亮的红砖乔治屋‐那是1938年请莫特•施密特专门为她设计的‐搬到长岛的奥伊斯特贝。

母亲知道我们想要一幢大一些的乡村房屋，就说服巴布斯把房子卖给了我们。

哈得孙松屋‐那是我们给房子起的名‐隔着一条公共道路位于家族地产的对面。

它包含40英亩的土地、1栋仆人房屋、1个马厩、几个花园和菜园，以及一些谷仓‐正是我们想要的乡村住所。

我和佩吉还在缅因海岸建立了一个夏季基地。

在我的童年时代，夏天是在芒特迪瑟特岛的艾里度过的。

我就是在那里学会了驾驶帆船，对大自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我要我的孩子们也能同样接触到这些东西。

战前，佩吉曾经几次跟我一起去那里看望我的父母，跟我一样热爱高山，热爱沿海岛屿。

令我们欣喜的是，我父母主动提出让我们使用离海边很近的西方别墅‐那是一栋朴实无华的新英格兰白色木板房。

当父亲知道我们在那里住得很快活时，他慷慨地将房子送给了我们。

54收支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