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哥哥们一致推选我为大家的秘书，负责作记录，因为我是最小的，而且是&ldo;惟一的博士&rdo;。

在我们兄弟聚会的38年期间，我一直担当这个角色。

在后来的许多年里，我们各自从事着迥然不同的职业，日程安排都非常紧张，定期聚会已属不可能。

不过，无论在哪一年，我们的聚会都至少达到每年两次。

我们的聚会是从1940年开始的。

起初，大家不过是彼此通报各人的活动和计划。

但是，不久我们就认定，在慈善事业这个领域，更加密切的合作是很有益处的。

我们每个人都会收到几个慈善组织的年度请求，而每个人往往都会根据各自的喜好和经济情况作出不同的反应。

我们认为，在我们捐献给犹太联合募捐协会（unitedjewishappeal）、天主教慈善机构（catholic插rities）、新教福利机构协会（federationofprotestantwelfareancies）、联合医院基金会（unitedhospitalfund）、红十字会和联合黑人大学基金会（unitednegrollefund）这样的机构时，将我们的馈赠集中起来就会更有效率、更有效果。

该决定的结果是在1940年年底成立了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rockefellerbrothersfund，rbf）。

在刚成立后的头12年里，rbf没有捐赠。

相反，我们每个人每年都捐献各自收入的一个比例数。

父亲的高级慈善顾问阿瑟•帕卡德担任主席，帮助我们确定资金的分配。

10年以后，我们每人给rbf的年度捐赠已经达到了一个高点，可以用来支持我们当中某个人创建的机构，或者我们当中某个人在其中拥有特别利益的机构。

比如，内尔森创建了美国国际协会（aricanternationalasciation，aia），以便为巴西和南美其他国家的农民提供农村信贷和咨询，有点类似美国政府的农业发展计划。

rbf成了该项努力的主要资助机构。

在许多人意识到人口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的紧迫性之前很久，约翰就为急速增长的世界人口构成的危险深感忧虑。

rbf为约翰的人口委员会（populationuncil）在其运作的早年提供了关键性支持。

随着时间的推移，基金会为我们提供了一起合作的机会，并形成了能够反映我们那代人价值观念和人生目标的一种慈善哲学。

56从父亲手里购买洛克菲勒中心

战争结束后，我们兄弟会面时谈论的最重大的主题是洛克菲勒的未来。

在运营的头18年里，该项目没有能够产生足够的收入来完全冲抵利息和税收，更谈不上分摊都市人寿保险公司和父亲的债务了。

自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项目竣工以来，父亲承担洛克菲勒中心的经营赤字已经将近10年。

截至1944年年底，父亲一共已经投资12亿美元：5500万美元的普通股，6500万美元的无息票据。

结果是，父亲拥有的普通股价值低得可怜。

尽管如此，战前在中心担任过几年总裁职务的内尔森看到了该地产巨大的长期潜力。

他确信一旦偿还了债务，它就会成为价值越来越大的资产。

他鼓励我们几个兄弟利用好他所看到的&ldo;巨大机会&rdo;，让父亲将中心的普通股卖给我们。

在征得了我们的同意之后，内尔森就此事催促父亲。

父亲虽然看到了他的观点有理的一面，但解释说自己并不是一个完全自由的代理。

在他出售自己的股票之前，他必须取得地主哥伦比亚大学和主要债权人都市人寿保险公司的允许。

保险公司很痛快地答应了，但哥伦比亚大学却是在修改了租约之后才表示同意。

修改后的租约包含了绝对性担保条款，即租金必须支付、普通股不得出售给家族之外的任何人。

另外一条补充条款规定，只要原始债务没有完全偿还，就不得分红。

我和我的哥哥们同意了这些苛刻的条件，因为我们相信中心的长期经济前景是辉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