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个人的观点是，保持金融地区的完整性是至关重要的，而大通应该带头这么做。

这里有一部分是感情因素。

该地区历史悠久：它包括最初的新阿姆斯特丹荷兰定居区;正是在这个地方，乔治•华盛顿宣誓就职，国会召开第一次会议;纽约证券交易所于1817年开始在这里运营;祖父的标准石油总部多年来就坐落在百老汇26号。

但是，对于涉及到成千上万人、数亿美元资金的商务决策来说，感情永远不应当是考虑的基础。

我还觉得，大通留在下曼哈顿是有充足实际原因的。

这么一个小小的地区，毗邻纽约联邦储备和大型证券、商品交易所，将金融界集中在一起，产生了巨大的效益。

我们聚集在一起就形成了世界金融中枢系统中一个不可分割的、越来越重要的部分。

如果再有大型机构搬迁出去，那么这些优势就会严重削弱。

而且有迹象表明，有些机构正在认真考虑这种可能。

甚至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董事会也暗示说，如果实施股票过户税，它就搬到新泽西去。

如果主要银行离开了下曼哈顿，股票交易所就有了更多的搬迁动机，而那样‐我感觉‐就会加速整体的商家大迁居，对纽约来说就是一场经济、金融大灾难。

我说服杰克•麦克洛伊聘请一家合格的外部公司来评测一下市中心的商务气候和潜力。

这份综合分析确认，该地区正在形成一次重大的经济转移。

下曼哈顿长期以来的顶梁柱‐大型运输公司‐正迁往其他城市，而其他商家也正迁往曼哈顿中区和新泽西。

大多数金融机构‐银行、经纪公司和保险公司‐感到很紧张，暗示有可能跟着他们的客户搬到纽约市的其他地区，甚至搬出纽约州。

我们的顾问们与我的看法一致，认为大通应当留在市中心，但催促我们采取&ldo;明确而大张旗鼓的方式，这样人们就会视之为我们的一个坚定举措&rdo;。

73无法拒绝的机会

促使我们作出留在市中心决定的却是一次我们根本无法拒绝的机会。

我一直在跟比尔•泽肯多夫合作。

这个浮华耀眼的房地产巨人在10年前将后来联合国总部大楼所在的土地卖给了我父亲。

比尔从任何意义上说都是个巨人‐300磅重的能量和主意。

他的办公地点在中区麦迪逊大街他自己拥有的大楼的顶层豪华办公室。

我和比尔一直在讨论用什么办法处理大通分散的地产，找一个集中地点作为我们的新总部。

比尔已经提出了几个解决办法，但似乎都不可行。

我对留在市中心的前景感到灰心了。

就在这时，1955年2月底一天早晨7点的时候，比尔打通了我在第65街家里的电话，说要告诉我一个紧急消息。

我刚刚用完早餐，正准备拿起报纸去地铁。

他说他要用他的豪华轿车来接我，这样我们就可以在去银行的路上交谈。

比尔熟悉纽约的每一件大型房地产交易。

他刚刚听说，保证信托银行打算卖掉它自己的一座大楼，那座楼坐落在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与大通在松树街主楼之间的街区上。

我刚在他那辆7人座豪华轿车的后座上坐稳，比尔就向我勾画起他想像的游戏计划。

第一步，大通买下保证信托银行的大楼。

然后，我们开始收购我们在松树街总部东面街区的所有其他大楼，同时卖掉我们分散在华尔街地区的许多地产。

如果一切按照计划进行，我们就接着向市里提出允许我们关闭我们这两个街区之间的锡达街，这样我们就拥有了一大块根据地‐尤其是按照华尔街的标准来衡量，可以在上面建设一个新的总部大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