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父亲设立了一系列不可撤销的信托基金，为我的孩子们提供了未来经济保障。

在设立这种基金的时候，父亲遵循的是他在1934年为我和我的哥哥姐姐们设立信托基金的模式‐该基金为我们提供了大部分收入来源。

在设立1952年信托基金之前，父亲问过我希望如何安排基金的结构。

我和佩吉决定，我们的每个孩子应当获取一般性年度收入‐从21岁开始5000美元‐然后逐年增加，直至他们30岁。

到那个时候，他们每人应当获取自己的信托基金所赚取的所有收益。

我们还规定，在得到受托人同意的基础上，到了21岁以后，每人都可以提取高达50的信托本金。

我们感觉，这些收入和父亲的慷慨将能够让我们的孩子们过上独立的成人生活，并能够自己确定如何最佳分配他们自己的资源。

104紧张的关系

20世纪50年代中期，当孩子们开始离开家前往寄宿学校的时候，我们之间的关系开始发生了变化。

其中一部分原因是他们成长过程中的自然结果，一种可以理解的自己作出决定、寻找自己的人生道路以及建立他们自己形象的欲望。

但是，其中另一部分原因是他们对洛克菲勒这个名字、其传统、关联性和责任‐这些似乎都是他们作为家族的一员所代表的东西‐感到不安。

我们的两个女儿选用了佩吉娘家的一些姓氏。

然而，他们如今已经认同自己是洛克菲勒家族的一部分，甚至认识到这个名字还有一些优势!

105小戴维

我们最大的孩子戴维第一个离开家，准备在新罕布什尔的菲利普艾斯特学院（phillipsexeteracadey）上大学。

戴夫（戴维的昵称）从来没有公开反叛过，但也从来没有跟他的父亲或母亲特别亲近或开诚布公过。

他在艾斯特和哈佛的学习似乎扩大了我们之间这种沟通隔阂。

他的反叛形式是一种游离漂浮，而不是直接对抗。

我一直在怀疑，我是不是根本没有多少为人父的才能，因为我想跟我的孩子们建立联系的努力总以失败告终。

比如，1965年，我把自己在儿童广场‐华盛顿的一个房地产开发项目‐的股票给了戴夫。

该股票似乎很可能在大楼完工、债务还清之后大幅度升值。

我觉得这个礼物是将一大笔财务资源传给我长子的一个好办法，但更重要的是，我希望该项目本身的细节会让他感兴趣，并成为能够将我们两人自然地拉到一起的途径。

虽然我的礼物在经济上让戴夫受益不少，但他对了解这个项目几乎没有表现出任何兴趣，甚至没兴趣与我进行讨论。

当我提到这个项目的时候，他非常吃惊，不相信将我们两人拉到一起竟然是这个礼物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如今意识到，鉴于戴夫当时对我的态度，我的想法或多或少是不现实的，但我的意愿却是真诚的、充满希望的。

1965年，戴夫从哈佛法学院毕业，接着在剑桥大学攻读经济学，然后才回到美国，并于1968年结婚。

他决定留在波士顿地区，追寻自己对音乐和艺术教育方面的兴趣，而不是回纽约从事商务或法律事业。

他在波士顿交响乐团工作了几年，在国家艺术基金会和国家公共电台的董事会上分别任职，并主持了一个由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提供部分资助的重要的艺术教育论坛。

戴夫跟他的大部分同龄人一样，拒绝自己家庭对共和党支持的传统。

他喜欢的政治是更多地强调环境保护、确保所有公民的民权、结束在越南的战争。

20世纪60年代后期，他与一群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帮助赞助了&ldo;坚决反正统的&rdo;波士顿周刊《真实报道》（therealpaper）：这些人包括马萨诸塞州后来的州长威廉•韦尔德和后来成为成功的出版商、房地产开发商的莫蒂默•朱克曼。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若干年以后，我成了莫氏波士顿地产公司（ort誷bostonproperties）‐那是他的一家非常成功的房地产投资信托公司‐的一个商务伙伴。

]虽然与戴夫的个人关系已经非常愉快，但他在中年之前一直与我保持距离。

然而，从那以后，我很高兴地告诉你们，我们之间的关系到了鼎盛时期：我们成了非常亲密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