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不幸的是，内瓦的外祖母‐内瓦的名字就是她外祖母的名字‐从来都不掩藏一个事实，即她一直希望内瓦是个男孩。

她和佩吉的妹妹艾琳明显宠爱阿比‐对她们来说阿比永远都是对的，同时忽略、轻视内瓦。

这让内瓦很伤心，对她也很不公平。

少年时期，内瓦从来没有公开反叛过，但却情愿躲开我和佩吉。

1962年，她从康科德学院毕业，然后进了拉德克利夫。

虽然阿比住在不远的剑桥，她们两人却吵了嘴，很少来往。

因此，虽然内瓦跟阿比一样关心环境、民权和其他社会问题，但她个人从来没有卷入过极端组织。

内瓦于1966年毕业，正好在全国性校园学生运动最激烈阶段的前夕。

那年晚些时候，她嫁给了一位哈佛的教授，几年后就为我们生下了第一个外孙及外孙女。

一直都属于知识型的内瓦迷上了网格球顶的发明人r•布克敏斯特•富勒（rbucksterfuller）的思想。

她第一次遇见富勒是在1964年夏天列宁格勒的达特茅斯会议上，也就是我们在克里姆林宫见到赫鲁晓夫的那次旅行。

让内瓦尤其着迷的是富勒那最激动人心的科技体系，即把全世界的能源资源最大程度地投入到社会应用领域。

因而，她与他保持了数年的联系。

结果，内瓦走了我的路，攻读经济学博士。

她的专业是贫困与环境恶化的关系。

内瓦还跟我一样，成了20世纪70年代后期洛克菲勒大学的理事。

在她和她全家度夏的锡尔港，她对园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接替了她母亲的位置，成了阿比•奥尔德里奇•洛克菲勒花园（abbyaldrichrockefellergarden）的经理。

108佩吉

佩吉于1965年秋天进入拉德克利夫。

她的大学期间正好是学生抗议活动和反正统文化运动最激烈的那些年。

虽然她很快踏上了阿比的路，积极支持几家反战机构，但佩吉自己的强烈社会正义感促使她怀疑使她自己获得巨大财富和机会‐而同时数百万人却陷入一穷二白‐的体制是否公平。

阿比措辞激烈的告诫影响了佩吉对许多事情的想法，但她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在巴西工作的时候，自己发现了贫困的本质。

我们的朋友伊斯雷尔和林纳•克拉宾在佩吉进入大学前的那个夏天邀请她到里约热内卢的家里做客。

佩吉接受了他们的邀请，但前提是她在里约热内卢期间可以&ldo;做些有价值的事情&rdo;。

佩吉到达那里后不久，就加入了一个人类学团队，研究里约热内卢的棚户区。

她发现这项工作很有吸引力，便在后来的两个夏天回到了那里。

她的葡萄牙语变得十分流利，并在她的最后一个夏天搬进巴西的一个棚户区家里一起住。

那年夏天，我正好因大通的公务路过里约热内卢。

佩吉邀请我跟她以及棚户区里&ldo;她的家人&rdo;一起吃顿饭。

佩吉已经与她的主人一家建立了亲密的关系‐他们待她如同自己的女儿。

佩吉对自己亲眼所见的贫困感到震惊，对阻止发生有意义变化的政治和经济障碍感到愤慨。

她相信，我所代表的资本主义制度是一个主要问题。

1969年，她从拉德克利夫毕业后，考取了哈佛教育学院，取得了硕士学位，然后又取得了博士学位。

在那段时期，她的大部分时间是在step项目（反对社会排斥和贫穷的策略及措施，由国际劳工组织设立）中担任联合主任，帮助马萨诸塞州阿林顿高中的贫困危险青年。

佩吉热情高涨地投入到改造世界的努力中，似乎无法将我和她的家庭与她心目中错误的东西区分开来。

有几年时间，她疏远了我们，回家看望我们的次数也逐渐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