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1越南悲剧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40多年期间，我认为美国作为一个超级大国所面临的最重要的任务是&ldo;遏制&rdo;前苏联构成的威胁和抵制前苏联对世界各地&ldo;民族解放战争&rdo;的坚持不懈的支持。

保卫越南南方的行为符合这种大范围的全球遏制战略。

如果胡志明在中国和前苏联的支持下征服了整个越南，那么，其他&ldo;多米诺骨牌&rdo;‐包括印度尼西亚、印度和菲律宾‐接连坍塌的命运将只是个时间问题。

这是我以及我所认识、尊敬的大多数人的信念：只有美国有能力阻止这一切的发生。

1966年在越南南方的访问进一步坚定了我的信念，即我们必须尽一切可能阻止越共和北越取得胜利。

我到西贡开了一家大通分行，服务于驻扎在那里的越来越多的美国部队。

美军统帅威廉•c•韦斯特摩兰将军向我们通报了战争的进展情况，以及他打败敌人的战略。

韦斯特摩兰相信，如果我们准备投入足够的战斗部队并&ldo;保持航向&rdo;，那么美国就有能力赢得战争。

韦斯特摩兰最大的担忧是国内越来越强烈的反战情绪会阻止我们将战争打到底。

他尤其感到愤慨的是《纽约时报》的正式立场‐他感觉该立场破坏了我们的所作所为和我们的做事方式。

我也为这些重要评论而担忧。

评论的作者是《纽约时报》编辑部的负责人约翰•奥克斯，我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驻扎在里奇营的时候我就认识他。

我回到纽约后，与他取得了联系，建议他去越南见一见韦斯特摩兰。

约翰的确去了西贡，但是他坚信我们应当尽快与胡志明谈判一个解决方案后回国，因此无论韦斯特摩兰说什么都无法打消他的固有观念。

我的看法很不一样。

我非常担心有那么多年轻的美国人‐包括我自己的孩子们‐已经失去了对自己国家的热爱和骄傲感。

令我感到悲伤的是那么多的人对我们的政府和政府的行动产生了鄙夷和不信任。

但是，1968年年初的泰特进攻战之后，显然韦斯特摩兰的大举军事干预战略已经失效，而国内远离战争的热潮已经达到了顶峰。

这时我意识到我们别无选择，只有谈判出最能够接受的条件撤军。

我们国家的社会机制和凝聚力已经遭受了太大的破坏，无法继续抑制这种冲突了。

如今，跟其他人一样，当我回首越南的往事时，认为那是我们国家的一场可怕的悲剧。

112在哈佛的对抗

在我的家庭之外，我也遭遇了20世纪60年代的反叛，尤其是在大学校园‐我在那里的出现常常导致人们的抗议。

有一次，当校方当局拒绝为我提供象征性保安之外的安排时‐尽管有迹象表明，我的出现有可能导致实质性阻遏，我取消了在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的讲演。

我遇到的抗议者们指控我应当为世界上所有的弊端负责‐从越南战争到机构种族主义，直到供水中的氟化物。

我很遗憾地说，我觉得最痛苦的一些遭遇发生在我的母校哈佛。

令人吃惊的是，其中的一次涉及到我和我的家族送给哈佛神学院的一件礼物。

1962年，我被推选为哈佛大学监事会第二任为期6年的委员。

1966年，我被要求在我最后两年的任期里担任该监事会的总裁。

在那些年里，我与哈佛大学校长内森••普西十分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