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0政府

我估计，如果我追寻了我享有的进入政坛的任何机会，我与佩吉的关系都会受到威胁。

事实上，我在大通的工作要求我大量旅行，参加多种公共活动，应酬极其频繁。

在参加这些活动的时候，佩吉常常陪伴在我左右，但这并不是她乐意享受的事情。

而政治生涯会要求更加沉重的义务，很可能会超出她能接受的程度。

我很高兴自己没有付诸尝试，不过我也的确放弃了一些很诱人的机会。

最不寻常的机会是内尔森提供的‐1968年6月，肯尼迪遇刺后，内尔森提议要我就任罗伯特•f•肯尼迪的参议员的职位。

直到今天，我还是不知道内尔森是否当真，因为他还同时邀请了另外一些人，包括我哥哥约翰和我侄子杰伊•洛克菲勒。

虽然我确实很动心，但我想起肯尼迪在1960年任命博比•肯尼迪为司法部长时所遭受的批评，也不希望自己被指责有裙带关系，因此我谢绝了内尔森的提议。

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我还不得不谢绝了内阁级别的任职机会。

理查德•尼克松就提议了两次。

第一次是1968年11月，在当选总统组织自己的内阁时，内尔森告诉我，尼克松希望我担任财政部长。

我告诉内尔森，我希望不要考虑我，因为我刚刚被推选为大通的董事长，凭良心说不能在关键时刻卸任。

内尔森将我的决定转告了尼克松和他的顾问们。

几天以后，我到纽约的皮埃尔饭店礼节性地拜访新总统。

新任命的司法部长约翰•米切尔‐我认识他已经很多年了‐和尼克松的首席政治顾问布赖斯•哈洛也在场。

虽然我们交谈了将近两个小时时间，涉及到许多话题，包括与前苏联的关系以及国内控制通货膨胀的措施，但我觉得吃惊的是，尼克松从来没有提及、甚至没有拐弯抹角地说到财政部长职位的事情。

他不喜欢被拒绝，因而我估计这是他表达自己不悦的方式。

5年以后，尼克松更加正式地邀请我担任财政部的职务。

1974年1月，第一次阿拉伯石油禁运期间，也就是水门丑闻即将接近尾声阶段，我为银行的业务在中东访问。

我刚刚抵达科威特，正要动身去会见埃米尔国王，这时我接到亚历山大•黑格将军的电话‐当时他是尼克松总统的助手。

黑格告诉我，乔治•舒尔茨作为财政部长正要卸任，而尼克松希望我能接替。

将军请我立刻返回华盛顿与总统见面。

我告诉他，我的中东之行刚刚完成一半，还计划了与沙特阿拉伯、波斯湾各国和以色列政府的高级领导人们会谈，而且还有在开罗与萨达特的一个关键会议。

鉴于此，我解释说，缩短我的旅程会十分尴尬。

黑格非常顽固，强调说是尼克松本人提出的这一要求。

我向他保证回到美国后立刻前往华盛顿。

2月初，我从开罗回来的那天早上就飞往华盛顿，与黑格讨论约会事宜。

从我们的谈话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如果我接受，我就必须执行总统的命令，而我自己对政策制订方面的贡献将很有限。

几年以前，尼克松总统在为了抑制通货膨胀而采取的徒劳无功的努力中，曾经对工资和价格实施了控制，而我感觉更多的类似措施还会出台。

由于我自己的个人倾向是让市场具有更自由的约束力，因此我很怀疑我作为尼克松内阁的一名成员将会认真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所有这些严重的经济问题‐通货膨胀恶化、生产增长率下降、外贸当前账户赤字加剧，以及石油危机本身‐需要采取的是强硬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