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生也曾努力效仿父亲，向各类非营利机构捐款。

我还与洛克菲勒大学保持了60多年的密切关系，而这种参与赋予了我巨大的满足。

洛克菲勒大学的使命‐&ldo;造福全世界的人类&rdo;‐是个雄心勃勃的目标，反映了祖父和父亲对自己的财富应当得到明智应用的深深担忧。

他们意识到，公共卫生方面的进步关键取决于了解人体和疾病性质方面的科学进步。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父亲和他的同事们召集了一批最出类拔萃的科学家‐他们分别从事心理学、解剖学、生物学和医学领域的研究，并为他们提供了最好的设备设施，同时强调他们在自己的研究工作中必须免于外界的压力和影响。

洛克菲勒大学在20世纪席卷生命科学的科学革命中一直走在最前沿。

细胞生物学的原理就是在这所大学的实验室诞生的;正是在这里，佩顿•劳斯第一个证明病毒致癌;正是在这里，dna的双螺旋结构的某些迷团被破解。

如今，大学的80个实验室‐每个实验室都由某个高级科学家负责‐是经过了一个漫长的道路，从1个世纪以前的六七个实验室发展起来的。

分子遗传学家、理论物理学家、神经病学家、免疫学家、分子生物化学家、生物物理学家以及许多其他科学家运用最先进的科技‐比如最新一代的核磁共振图像显示器和高速计算机‐不断提高着人类的认识。

他们为提高我们对细胞功能的认识作出了贡献，帮助绘制了人类基因组图，勾画了人类生命的重要特征‐这些工作所代表的希望不仅仅是战胜人类最古老的敌人，而且还包括人类寿命本身的延长。

洛克菲勒大学继续保持全世界医学研究机构中前6名的地位，21位诺贝尔奖得主多年来一直在该大学工作。

1个多世纪以来我们家族对洛克菲勒大学的支持表明，拥有巨大经济资源的个人能够通过频繁而慷慨的慈善行为来促进、改善社会的总体福祉和进步。

132央巴卡帝洛中心（1）

与许多人的观点正相反的是，挣钱的能力是社会进步的一个关键因素。

利润的诱惑产生了就业，创造了财富，以任何其他社会或经济体制所无法实现的方式赋予人们力量。

正因为此，谁都不应当因为赚钱而感到愧疚。

同样，谁也不应当因为审慎冒险而感到愧疚。

这是我从熊彼特那里学到的一个基本真理。

熊彼特认为，如果没有企业家愿意把新产品和新创意带到市场，如果没有投资人愿意为之投入资金，那么真正的经济增长就不可能实现。

正如我们在20世纪学到的惨痛教训一样，那时就只有政府来控制生产要素，其结果是显而易见的：俄国和东欧田园荒废、工厂凋敝，亚洲、南美和非洲各地几十亿人民生活得伤痕累累。

我在洛克菲勒中心的长期投资‐经历了各个不稳定和危机阶段‐有力地证明了我愿意承担与收益前景相匹配的风险。

也许，我这种冒险意愿表现得更加强烈的是我介入的、被有些人称做&ldo;西部洛克菲勒中心&rdo;（rockefellercenterwest）的旧金山央巴卡帝洛中心（ebarcaderocenter）项目。

央巴卡帝洛中心项目是旧金山通过联邦城市更新程序决心重振破败的码头区沿线商务中心区的一次努力，通过大幅度降低土地成本来吸引够资格的开发商。

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蒙哥马利大街以东的市中心地区大部分都是拥挤不堪的破落贫民窟、农产品市场和廉价旅馆。

在精明能干的贾斯廷•赫尔曼的领导下，为重振这个历史区域成立了旧金山再开发署（sanfrancisredevelopntancy，sfrd）。

贾斯廷的设想与父亲通过建设洛克菲勒中心重振曼哈顿中心区的希望惊人地相似。

1969年，我加入了一个合伙企业‐合伙人中还有得克萨斯开发商特拉梅尔•克罗、亚特兰大建筑师约翰•波特曼和我哥哥温斯罗普，拟投标竞买sfrd出售的一块土地。

我们建议建设一个饭店和4栋办公楼，连接各楼宇的是广场和人行道，广场上提供大量的零售面积可用于餐馆和商店。

该设计很有创新性，方案很快获得了sfrd的批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