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o;女士您好，我是得土安警察局局长克拉乌迪奥•巴斯盖斯，&rdo;陌生人问候道，&ldo;或者应该称呼您小姐?&rdo;。

他的头发几乎全白了，穿着一套浅色夏装便服，脸被太阳晒得黝黑，一双深色眼睛十分明亮，透着精明和机智。

我那时还有些恍惚，无法辨别他到底是一个上了年纪仍身手敏捷的人，还是本就是年轻人，只不过华发早生。

当然，这些都不重要，要紧的是，我得知道他为什么找我。

维尔德斯修女请他在墙边的一把椅子上坐下，他却直接把椅子搬到我病床的右侧，然后摘下帽子坐了下来，微笑着请修女离开，彬彬有礼又不容置疑。

病房宽大的窗户使屋里充满了阳光。

窗外的花园里，微风轻拂棕榈树和蓝桉树。

天蓝得令人炫目。

对于任何一个不需要在医院里卧床，也不需要面对陌生警察的人来说，这都是十分美妙的夏日。

我身边的两张病床是空的，医院里的大多数病床都这样，一尘不染的床单铺得整整齐齐。

修女离开了，因不能见证接下来的谈话而满心不悦。

远处有两三个静卧休息的病人，还有一个年轻的修女在病房另一头悄无声息地擦地。

我几乎连上身都支不起来，身上的床单一直盖到胸口，只露出两条日益消瘦的胳膊和瘦骨嶙峋的肩膀，头发梳向一边束成黑色的辫子，消瘦的脸颊晦暗无光，我被这突如其来的打击击垮了。

&ldo;修女告诉我您的情况有所好转，所以我想我们该谈一谈了，您觉得怎么样?&rdo;

我只能点头，因为猜不出来他想跟我谈什么，也不明白为什么我遭遇的不幸和迷茫会跟警察扯上关系。

这时警长从外套口袋里掏出一个j、本，打开。

不过看上去他应该已经看过了，因为他无需翻找，直接就到了要找的那一页，上面记录着关于我的信息。

&ldo;好。

首先我想问您几个问题，您只需要回答是或不是。

您是希拉•西罗嘉•马尔丁，一九一一年六月二十五日出生于马德里，对吗?&rdo;

他的话十分有礼貌，问题却很直接，带着审讯的意味。

考虑到我目前的状况，他没有用像审犯人一样的口气跟我说话，但是也没有把这种意味完全掩饰掉。

我用一个肯定的表情证实了资料的准确。

&ldo;您是上个月也就是七月十五日从丹吉尔来到得土安的?&rdo;

我再次表示肯定。

&ldo;您是从三月二十三日起入住丹吉尔大陆酒店的?&rdo;

肯定。

&ldo;您是跟……&rdo;他看了一眼小本子，&ldo;拉米罗•奥利巴斯•盖洛尔一起到达丹吉尔的，他是西班牙维多利亚人，出生于一九o‐年十月二十三日。

&rdo;

我又点了点头，但这次垂下了目光。

这是我离开以来第一次听到他的名字。

巴斯盖斯警长似乎没有注意到我的情绪，或者他注意到了，但是不愿意表露出来。

他继续质询。

&ldo;在大陆酒店您二位留下了一张三千七百八十九法郎的未付账单。

&rdo;

我没有回答，只是把头转向另一边，不想面对他的目光。

&ldo;看着我。

&rdo;他说。

我没有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