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勒斯坦问题与国际秩序

中东各地虽然动荡不安，旨在结束阿拉伯‐‐以色列冲突的和平进程始终在推进，有时断断续续，偶尔紧锣密鼓。

几十年的阿以冲突造成了一触即发的对峙局面。

过去一共爆发了三场常规战争和无数次非常规军事冲突。

每一个伊斯兰教&ldo;圣战者&rdo;团体都把阿以冲突作为号召人们拿起武器的借口。

整个阿拉伯世界都把以色列的存在和它强大的军事力量视为自己的耻辱。

有些人坚持不放弃土地的信念。

在他们眼里，与以色列共存好比背弃信仰，而不是对现实的承认。

以色列对安全和认同感的追求、巴勒斯坦人对自治的渴望，以及四周阿拉伯国家政府对符合其历史性宗教诉求的政策的摸索‐‐如何协调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激起了巨大的感情波澜。

没有什么问题能与之相提并论。

有关各方都走过了一段痛苦的历程，从拒和开战到犹豫不决地接受共存，基本上停留在停战的基础上，前途未卜。

没有哪个国际问题像阿以冲突问题那样让美国如此牵肠挂肚，令美国总统如此殚精竭虑。

阿以冲突牵扯到一系列问题，针对每一个问题都形成了大量文件。

在过去几十年时断时续的谈判中，各方阐述了自己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和立场。

这里只讲其中的一个方面：谈判各方互相冲突的和平秩序概念。

两代阿拉伯人都是怀着以下信念长大的：以色列这个国家非法篡夺了穆斯林的遗产。

1947年，阿拉伯国家拒绝了联合国将英属巴勒斯坦托管地划分为一个阿拉伯国家和一个犹太人国家的方案，以为自己可以打赢战争，从而得到全部领土。

结果，阿拉伯人未能消灭新宣布成立的以色列国。

然而，同亚洲和非洲大部分后殖民时代冲突的结果不同，这并没有带来一项政治解决办法，也没有开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而是开始了一个政治上拒不和解和勉强接受停火的漫长时期。

其间，一些激进的团伙试图通过恐怖主义手段迫使以色列屈服。

一些伟大的领导人曾试图超越这场冲突的概念，在威斯特伐利亚原则基础上通过谈判实现和平，即在组成主权国家的不同人民之间展开谈判，每一国根据对自己国家利益和能力的现实评估行事，而不是根据绝对的宗教信仰行事。

1979年，埃及的萨达特总统大胆地着眼于未来、走出冲突，根据埃及的国家利益与以色列媾和。

两年后，他遭到埃及军队中宗教极端分子的暗杀，为自己的政治家气概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同样的命运也降临到了以色列第一个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签署了一项协议的总理拉宾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