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认识到领导工作不只是每天按照民意调查结果行事，但西方历代领导人还是履行了民主职能。

将来的领导人熟谙信息环境，可以采取目标精准的短期政策，有利于连选连任。

但如果离开数据挖掘技术，他们可能不愿或无法行使领导职责。

在这样的环境中，参加公开辩论的人有可能更愿意迎合当下的情绪，而不是进行严谨的论证。

那些靠渲染夸大而获得地位的谋利者每天都把即时热点灌输到公众意识中。

参加公众示威的人很少能团结在一个具体计划的周围。

实际上，许多人为了获得片刻的兴奋，主要把他们在事件中的作为当成了一种情感体验。

这些态度部分反映了社交媒体时代界定身份的复杂性。

社交媒体宣称突破了人际关系，鼓励最大限度共享信息，不管是个人信息还是政治信息。

人们被鼓励（甚至请求）向公共网站上传最私密的行为和想法，而网站管理公司的内部规则，普通用户大多无法理解。

最敏感的信息只有&ldo;朋友&rdo;才能看到，而实际上这样的&ldo;朋友&rdo;可能成千上万。

人们都想要获得认可。

如果不是为了这个目的，共享个人信息就不会那么普遍，有时甚至有些令人不快。

只有非常强大的个性才能抵挡住网上大量夸张的负面判断。

共识的达成，越来越不是靠思想的交流，而是靠情绪的分享。

在一个貌似志同道合者组成的群体中，其成员无法逃避狂热情绪的影响。

这些网络会成为人类历史上首个不再时而遭到滥用，因此不再需要传统制衡的体系吗？

新技术开启了无限可能性，但与此同时，对国际秩序的思考必须顾及靠大众共识驱动的社会中存在的内部危险，因为这些社会失去了符合其历史特征的必需的环境和远见，在其他时代，这一直被认为是领导能力的精髓。

而在我们这个时代，它有可能沦为一串口号，只是为了获得即时的短期认可。

外交政策不再是塑造未来的实践，有成为国内政治一部分的危险。

如果大国都在本国内以这种方式推行政策，国际舞台上的大国关系将遭到相应的扭曲。

交换看法很可能变成固化分歧，政治家风范变成装腔作势。

随着外交变成迎合激情的姿态，寻求均衡有可能变成试探极限。

为了避免这些危险，无愧于技术时代，我们需要智慧和远见，需要深化和优化对历史和地理的了解。

这项任务不只是一个技术问题。

社会需要调整教育政策，使其适应国家长远目标和培养价值观的终极目标。

设备发明者彻底改变了信息的收集和分享，他们也可以做出同样（如果不是更大）的贡献，设计出深化理念基础的工具。

在通向第一个真正全球性世界秩序的道路上，人类在取得伟大技术成就的同时，必须发挥人道主义精神，抛弃偏见，提高道德评判力。

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