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说过，雍正十年是个多事之秋。

尤其对海关监督祖秉圭来说，因和洋货行中的一个行商陈芳观不合，闹出许多事端来，眼下已经到了不可收拾的程度。

所以效率虽高，自己还是没有亲自来主持这丈量船只的仪式，而是派了一个家人，代表他来参加。

所以九月十一日将近中午时分，祖秉圭的家人带着书办和胥役，到了黄埔，并且登上了停泊在江边的“瑞典的弗雷德里克”

号船。

祖秉圭是上三旗贵族，早年就官居广西巡抚，所以府中自然有许多家人。

所谓家人，大都是满洲高官府中的包衣奴才。

他们在内是奴才，在外则是威风凛凛的大管家，经常可以代表主人行使权力。

主人官当大了，也会提拔这种奴才，出去当官。

有清一代，许多官至一品、位尊权重的封疆大吏，都是包衣奴才出身。

比如有名的年大将军年羹尧，便是一例。

粤海关向来和内务府关系密切，所以海关监督，基本上都是满洲贵族，海关监督的家人统揽关务，代替主人行使职权，也算是司空见惯的事情。

连前来贸易的外洋船大班，也深知其中三昧。

洋人使用一个葡萄牙语的单词paydecasas，来称呼海关监督的家人。

坎贝尔还特意作了解释：“按葡萄牙人和其他人的认识，应是一种管家，或为大官或大人物府中的军官头目。”

这种管家，本身是包衣奴才这一节，倒是不得而知。

祖秉圭的家人，坐海关监督专用的关部官船，前来黄埔。

这种官船，大概是珠江水面上最醒目，也是最有威势的一条船，虽然不大，但是通体漆成红色，上有船楼，充分体现了官家的威风和派头。

因为是正规而夸张的仪式，所以这条海关监督的官船靠近外洋大船的时候，从船上轰然响起了一阵炮声。

通常是八响，或者是十六响。

外洋船相应的保商、通译和买办，必定提早来到船上，在前甲板正中，放下一把座椅。

座椅安置停当，海关监督大人，或者是他的代表，才开始上船。

上船以后，径直坐在这把象征权力和威严的座椅上。

大人落座以后，这丈量船只的仪式，算是开始了。

他手下的胥役，就会在通译的帮助下，对船进行测量。

这种方法，说来也算简单，无非是量出大船的长度和宽度。

长度是前桅到后桅之间的距离；宽度是中桅，或者说主桅杆所在的位置，量出船体的整个宽度。

两者相乘，再除以十，可以得出一个数值；然后根据这个数值，来确定这条船，应该属于几等船，以此征收外洋船的固定税。

这种固定税，粤海关称为“船钞”

。

粤海关按照前朝“丈抽”

之法，把外洋船分成三等。

从一等大船到三等小船，每一数值单位的税率各不相同。

前后桅之间长度乘船宽除十，得出的数值，超过154。

当属于不大不小的二等船，该交的固定税，不超过纹银八百八十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