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五十九年起，也就是十八世纪的二十年代起，到港广州的外洋船大增；海关监督大人，他的家人、书办、胥役等等，开始大大地敲起了洋人的竹杠。

任何一桩事情，没有红包，根本办不成。

大概是洋竹杠敲起来的时候比较爽，所以越敲越起劲，到后来，几乎是敲得一塌糊涂。

收取贿赂，成了明文。

洋人毕竟是远道而来，对于官府之水的深浅，丝毫不知根底，同样受害的行商、通译和买办，却是胳膊拧不过大腿。

雍正四年，广东巡抚兼署粤海关监督，雍正朝赫赫有名的能员杨文乾，干脆把各种名义的红包，统一归并成一项固定税，名曰“规礼”

，计纹银一千九百五十两，一律上缴粤海关。

这件事情，引起轩然大波，对瑞典船的故事也大有影响，这里暂且按下不表。

但是自雍正四年以来，因为有了“规礼”

这个名堂，所以丈量船只仪式上，这第三项活动，也就不再成为规矩。

愿意送礼更好，不愿送礼也悉听尊便。

反正送了礼，也是要给皇上送去的，不能进自己的腰包。

三项活动变成了两项，这丈量船只的仪式，时间就更短了。

雍正十年西历九月十一日，海关监督的家人和书办、胥役一干人，丈量了蓝旗国的外洋船后，又到另一条外洋船上，再去举行一次这样的仪式。

下船的时候，蓝旗国的船上，又是炮声隆隆，欢送这些衙门的大老爷们下船。

奇怪的是，这些人听到炮声以后，又返回到船上，对蓝旗国的洋人说，他们不喜欢放炮，希望他们不要再放炮了。

丈量船只仪式，一部分是代表皇上，“怀远柔夷”

，本来是越热闹越好的事情，向来的操作，也是如此。

坎贝尔等人一个马屁拍到了马脚上，肯定觉得有点匪夷所思。

他们当然不能理解，此时的粤海关，正经历着一场腥风血雨的大风暴。

海关监督大人不能参加仪式，包括命运和主人息息相关的家人不喜欢放炮，都和这场风暴有关。

对于蓝旗国的洋人来说，包括另一条举行丈量仪式的外洋船，或许是红毛国，或许是港脚船，丈量仪式的结束，意味着可以正式开始贸易了。

这一点，意义匪浅，毕竟洋人们到广州是来做生意的，而不是来朝贡或者考察异域风情的。

蓝旗国的外洋船首次来广州，几天之内，就做好建岸上仓库，找保商，设夷馆，丈量船只仪式这些重大的准备工作，不能不说是非常快捷和顺利。

从前后到港的外洋船看，这样的速度，几乎是奇迹。

这种快速高效的结果，一方面是由于祖秉圭领导下的粤海关对夷务十分熟稔，衙门的办事作风，也算不错。

祖秉圭当海关监督已有数年，想来经验也有不少。

虽然他大大地贪污了海关的税银，但是领导才能，估计还是有的；另一方面，蓝旗国也算是找对了人，因为这个保商陈汀观，的确是十分干练。

这样，在丈量完船只以后，坎贝尔等人立即和陈汀观一起回到广州，开始贸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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