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玉大约在次年正月初十前后抵达南京，至二月八日被捕，前后不足一个月的时间。

据《逆臣录》所载口供，在这一个月当中，上自侯爷、督爷、指挥，下至千百户、总旗小旗，乃至奴仆家丁、贩夫走卒、流氓无赖，都穿梭来往于凉国公府，畅言谋反。

粗略统计，有几千人出入蓝府，可谓车水马龙、门庭若市，蓝玉谋反的事京城内几乎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蓝玉既然是铤而走险，密谋反叛，他怎么可能在雄猜好杀的皇帝眼皮下如此张扬?

陈四益在《罗织的证据》一文中对此嘲讽道：由于审讯者心思不够细密，留下了许多破绽。

比如，一个名叫蒋富的招供，说是蓝玉出征回来，请他吃酒。

在酒席间，蓝玉对他说：&ldo;老蒋，你是我的旧人，我有句话和你说知，是必休要走了消息。

如今我要谋大事，已与众头目都商量定了，你回家后打听着，若下手时，你便来讨分晓，日后也抬举你一步。

&rdo;这个&ldo;老蒋&rdo;是谁呢?只是蓝玉家一个打渔的。

另有一名叫张仁孙的供道，说是因为出征回家，前去拜见，蓝玉对他们说，要成大事，要张仁孙等各置军器，听候接应，如日后事成时都与大官人做。

这个张仁孙是谁呢?最初只是乡里一个染匠。

蓝玉如果真想谋逆，自然应当十分谨慎，这样杀头灭族的事情，哪里有见人就说的道理?何况还是些无足轻重的渔户和染匠。

仅此一点，这些口供的可靠性就大可怀疑。

再次，谋反的具体日期露出了马脚。

这一场几乎牵连到所有京城驻军和部分外地驻军中高级军官的宫廷政变，决不可能没有周密的策划，详尽的行动方案。

而《逆臣录》所收口供给我们提供的信息却是相当贫乏。

景川侯曹震的儿子曹炳交待说：洪武二十六年二月初七日晚上（即蓝玉被逮的前一天晚上），才听他父亲说：&ldo;等今年四五月间，我们预备下，伺候作事业，务要成就。

&rdo;时间说得还很遥远，又没有具体情节。

供得最多的是二月十五日皇帝往南郊举行亲耕藉田典礼这一天举事，这个政变的日期只是府军前卫的一些千户提供的，而公、侯、都督这些上层核心人物无一提到政变的策划及具体行动日期。

况且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选择二月十五劝农日皇帝去南郊这一天动手，是根本不可能的。

皇帝出宫去南郊祭祀先农（神农氏）并亲自把犁耕田这个仪式，对天气的要求非常严格，虽定在仲春二月，但至于哪一天，要临时&ldo;择日&rdo;而行，需要钦天监预测一个风和日丽的好日子才行。

为了确保准确，一般是短期预测，不可能过早决定这个日子。

并且即使钦天监奏定了祭祀的日期，朱元璋也未必一定亲自前往。

朱元璋平时警戒严密，诸事慎之又慎，行踪诡秘，所以离宫外出的确切日期，根本不可能提前宣布，因而一般人绝无可能较早知道祭祀的日期，更不可能预测朱元璋到底去不去躬耕藉田。

照一般情理，这时太子新亡，朱元璋身体虚弱，他不亲自去南郊躬耕倒是可能性更大。

这样，蓝玉怎么会在一个月以前就知道二月十五这一天皇帝要亲去南郊?不过，蓝玉被杀后，二月十五日这一天朱元璋确实去南郊举行了亲耕藉田的典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