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人民来说，这是不平凡的10年。

众所周知，科技战线捷报频传，&ldo;两弹&rdo;的横空出世，让中国步入了大国行列；科技工作的全面发展，前景喜人。

许多事实已经证明，中国人民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美好愿望，已不再是遥远的梦想。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文化大革命的疾风暴雨骤然降临了。

父亲联想到五七年的&ldo;反右&rdo;风暴，他意识到，在这场政治风浪中，自己应该尽力保护好科技界的知识分子，因为他们是国家的宝贵财富，没有他们，新中国将一事无成。

1966年6月22日，也就是&ldo;五&iddot;一六通知&rdo;下发后的一个多月后，父亲与有关方面一起研究起草了《关于文化大革命中对待自然科学工作者的几个政策界限》的初稿，其中指出：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属于无产阶级或资产阶级左派、中派，应予团结保护。

对科研机构的要害部门要严加保卫，如有人抢档案、武器、爆炸物、毒品或泄露国家机密、破坏仪器设备等，一律以反革命论处。

这算是父亲在&ldo;文革&rdo;初期发出的第一个声音：他要保护自然科学工作者和科研机构。

但是，这个文件遭到了&ldo;中央&lso;文革&rso;&rdo;的强烈反对，勉强在少数科研部门试行了一段时间，很快就夭折了。

6月23日，父亲与李富春在听取中国科学院汇报文化大革命的进行情况时，又重申了保护知识分子、保护科研设备的观点。

而这时候，造反派已经开始点名批判他了。

不久，北京街头出现了更多的&ldo;炮轰聂荣臻&rdo;的大标语。

我记得有一天我外出，看到一座大烟囱上垂下来一幅巨型标语，上书：&ldo;万炮齐轰聂荣臻&rdo;。

我心里很不是滋味。

听人讲，北京火车站的一幅批判聂荣臻的标语最为&ldo;壮观&rdo;‐‐一辆解放牌卡车横过来，竟然遮不住其中的一个字。

父亲的处境已经很不妙了。

可是，此时父亲所想的，并不是保持自己，而仍然是保护知识分子和科研设备，保持科研工作的秩序，一有机会，他就向毛主席和周总理建议，要保护像钱学森、华罗庚这样的著名科学家，这些人是&ldo;国宝&rdo;，你不能连&ldo;国宝&rdo;都不要啊！

7月12日，父亲给中央&ldo;文革&rdo;小组组长陈伯达打电话，说：&ldo;我历来主张，对老一代的自然科学家，只要他们爱国，不反党，不反社会主义，就应该充分利用他们的所长。

至于世界观的改造，慢慢地通过学习、工作和生活的斗争，逐步加以改造。

这样做，对我们的事业有利。

&rdo;

8月上旬，父亲出席了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被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会议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也就是有名的&ldo;十六条&rdo;。

父亲当上政治局委员，我没见他有丝毫的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