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ldo;群众专政&rdo;中，不知道这些情况，只是知道后来他们对我放松了管制，十天后我就回家了。

每当提到这件事，先佛同志总要说：多亏了聂司令！

1972年，我从江西的&ldo;五七干校&rdo;回到北京，给你那里打了个电话，说想去看望你，你叫我马上就去！

我很快到了你的家里。

你问我江西的情况，你问我的处境，你还问我的家人……我们不能不谈到文化大革命。

你对江青等人的行径表示了极大的义愤，你说：&ldo;什么文攻武卫，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还搞这一套，这不是号召全面内战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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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当时说啊说，好像要说的话总也说不完。

出门时你还叮嘱我，到外面还是少说为佳……

1975年深秋、入冬时节，好长时间没有心情钓鱼的父亲，突然又迷上了钓鱼。

下午，或者是傍晚，他只带上警卫参谋，一声不响地出家门，步行穿过景山公园，再穿过马路，来到北海公园，到北海公园北端靠近305医院的那个小门附近钓鱼。

那时候，北海公园的这一部分还没有对公众开放，父亲钓鱼的地方非常安静，很少有人走动。

父亲这时已经是76岁的老人了，在他不犯心脏病的时候，他的身体看上去还算好，他的步伐还算整齐，他的精神还算矍铄。

只是他有些驼背了，动作迟缓了一些。

每天，父亲到了那里，警卫参谋帮他下好鱼竿，他挥挥手，意思是不要打扰他。

他默默地钓鱼，好半天一言不发。

有时抬眼望一下公园通往305医院的那个小门，仿佛在期待什么。

时间久了，陪同他的人渐渐看出来了，父亲的心思根本不在钓鱼上。

他的心思在一个人身上，那个人便是周恩来伯伯。

父亲已经有很长时间没见到周伯伯了。

不断有周伯伯患病、病重、反复手术的消息传来。

每当听到这样的消息，父亲就轻轻地叹口气，脸上显露出焦虑的神色。

他很注意从报纸上留神周伯伯的行踪，看到周伯伯出来接见外宾，或者是参加会议，他就会舒心地笑一下。

有段时间没周伯伯的动静了，他就知道事情不妙：他一定又住院了。

以他对周伯伯的了解，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休病假的。

早在&ldo;文革&rdo;初期，父亲就留意到，繁重的工作已经严重影响到周伯伯的健康，非常牵挂他，想替他分忧，但又无可奈何。

据父亲的秘书们回忆，1967年7月6日那天，父亲曾草拟了一封给陈伯达的信，信中说‐‐

文化大革命以来，总理夜以继日地工作，是我们老一辈的一个很好的榜样。

最近感到总理的体质有明显的下降，我很担心，也听到其他同志有同感……现在是否有可能适当减轻些总理的担子。

如把一些经常性的工作分分工，一般事情由分工的同志帮助总理直接处理，十分必要的，分工的同志不宜解决时，再请示总理或提请中央碰头会讨论。

这样，不知是否能使总理减轻些工作，适当增加些休息时间，不致使身体垮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