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我不顾一切，只是写。

写是写了，但是一旦完成，我却突然不安起来。

过去，我的作品全都在稀谭舍所发行的杂志《近代文艺》上刊登，这篇作品当然也是预定要请《近代文艺》刊登才写的。

下笔时我虽然什么也没想，但是并非我写了刃甲就一定肯登。

说起来，我并不是什么了不屈的大作家，即使没有接到委托，只要写出作品。

就可以要求人家刊登。

而且这篇作品也虽说是我的得意之作，要我老王卖瓜，也教人裹足不前‐‐或者说，这是我在瘫痪状态下所写的作品。

但是觉得成果实在很糟。

我根本连作品的好坏都无法判断。

这么一想，我连打电话给负责的编辑都不敢，深觉被退稿的可能性非常大。

我左思右想、反复思量，最后决定直接带着稿子前去拜访编辑部‐‐尽管我已经不是新人作家了。

或许我觉得直接见到编辑，比较能够传达我的心意吧。

现在想想，那只能说是个愚蠢的行径。

不管是打电话还是碰面，状况都不会有所改变。

作品并不会因此变得比较好，页面也不会因为这样就空出来。

那么不联络就突然拜访，不仅失礼，也更惹人反感吧。

但是那个时候我并不这么想。

我并未拟定任何计划，用旧得起毛的布巾包起字迹丑陋的五十多张稿纸，胡子也没剃，就这么前往《近代文艺》的发型出版社稀谭舍。

稀谭舍大楼围在神田。

一楼像是仓库，《近代文艺》编辑部在二楼。

我爬上狭窄的楼梯，好几次想要折返，尽管都来到门前了，却依然犹豫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最后我半自暴自弃地打开门。

该说我幸运吗？我的责任编辑小泉女士在座位上。

清瘦的女编辑一看到我，大为吃惊，说道：&ldo;哎呀，老师您没喝死吧？&rdo;她会这么问，是因为知道箱根事件的始末。

这个时候我才总算想起来，这么说来，箱根的事件也与稀谭舍整个出版社关系匪浅。

不一会儿，总编辑山崎晃动着庞然身躯赶到，热情地说&ldo;欢迎欢迎&rdo;。

然后我莫名其妙地被邀请到平常根本不会被请去的来宾用会客室，还请我稍后。

不知道问什么，还端出了茶和羊羹。

等待时，我有种坐针毡的心情，根本尝不出羊羹是什么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