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朝廷还对一些贱籍给予了准考，对于原先的差役，也进行了鼓励，也就是说，就算你是寻常的书办、文吏甚至是杂役，只要你愿意考，朝廷还会愿意给一些优惠的政策，毕竟他们经验丰富，但是文化水平却往往比不上秀才，只要肯用心，照样有‘转正’的机会。

几条措施，让天下的官员呜呼哀哉，可是偏偏，他们却发现自己除了抱怨，似乎也得不到太多的响应，士人之间根据各自的利益开始离心，莫说是读书人之间生出了龌龊，便是在最基层的县衙里，往往是长官们痛骂朝廷国策，可是下头的文吏、书办甚至是杂役都不做声，不做声就是代表不认同，因为双方的利益已经不一致。

而偏偏，官老爷都是清贵人，地方或是部院的治理表面上是他们动手，可是真正做事的却是这些底层，这些底层的人集体对朝廷国策的拥护，使得这些人除了每曰借酒消愁，又或者是抨击痛骂，似乎也不可能有什么作为。

原本以为颁布出来会天下大乱的事，结果却是风平浪静，除了骂声之外，国策很快推行，势不可挡。

接下来，便是朝廷军制的改革，各地军户所进行裁撤，由军户制改为招募制，这一项国策，也是柳乘风与内阁三位大学士经过了数月的讨论之后颁布而出的，任何一项国策，都会有反对，这一次照样也不例外，反对最凶的是地方的世袭武官，这些世袭千户、百户们一下子变成了光杆司令，官职也不可能再有世袭的可能，自然是暴跳如雷，不过他们照样成不了势，至少这一项国策，却是得到了军户普遍的支持。

大明数百万军户，可谓凄惨到了极点，被束缚在土地上，从所谓的军户沦为佃农，饱受武官们的盘剥，而且世代为农，终身都没有脱籍的希望，一旦遇到了战事，又不得不强征出战，九死一生，可是朝廷的犒赏，却大多都落到了武官的腰包。

若是从前，至多就当自己的佃农也就罢了，反正给地主种地也是种，给武官种地也是种，只是这些年，工坊的大量出现，使得务工成了时尚，谁都知道，务工的收益更大，在土地上找饭吃往往辛苦一年一家人连饭都吃不饱，可是做工不但不能维持家中勉强能有口饭吃，还能有些许的积蓄。

于是大量的佃户涌入作坊，这就使得地租越来越低，乡绅们为了留住佃户，不得不给佃户一些优待。

盘剥渐渐减轻了许多，使得乡间的佃户的负担减轻了不少。

如此一来，在军户所里种地不但远远比不上务工，更比不上佃农了，军户们生活困顿凄惨，再加上和其他人有了对比，心中早有积怨，此时朝廷突然下旨，对世袭的武官来说虽是灭顶之灾，可是对军户们来收却是久旱甘霖。

武官们就算不满，难道还想反了不成，他要是敢反，又有谁肯响应？甚至根本不必动用官军，直接一两个差役就可以将其就地正法。

新法的实施拉开了正德三年的序幕，大量的军户从土地中解放，使得正急剧扩张中的作坊更加如虎添翼，而读书，也渐渐成了时尚，从前的时候，读书只限于做官，一般百姓，岂能承受？可是现在却大大不同，开考取吏，拓宽了他们跨入这个门槛的渠道，使得更多人愿意让子侄读书写字，当然，更重要的是，随着工坊的发展，各种各样的读书人的需求也逐渐增加，在这种巨大的需求之下，读书人变得炙手可热。

从前读书，无非就是科举一条独木桥而已，让人望而生畏，可是现在，却有百种、千种的道路，学了算数，可以做算数，学了律法，可以做律师，便是只是寻常的读书写字，亦可在各家作坊中寻到清闲高薪的差事，科举固然是远大的前程，可是和这些眼前的利益相比，纵然是读过书只是比没读过书的收入高一两倍，大多数人，也都愿意接受这知识的普及。

再加上朝廷延续先帝的国策，大力建设学堂，于是这求学读书之人，更是比之从前多了十倍、百倍。

正德三年四月，从各地传来的奏书竟都是歌颂之声，原来大家所担忧的地方叛乱，甚至是宗室谋反，似乎都成了久远的笑话。

这个世道，谁也不在乎谁在主政，最重要的是，天下有没有动乱的基础，若是民怨沸腾，便是朝廷再如何正统，照样是揭竿而起，烽火四起，可是有九诚仁满意，人人有了饭吃，有了对生活的更好预期，所谓的正统，所谓的道义，一切都成了空话。

而柳乘风所针对的几项革新，却都恰到好处，往往是拉拢了大部分的人，用来打压少部分人，少部分人生怨，纵然他们掌握了全天下的舆论，却又如何？任何一个朝廷，从来都不在乎叫骂的。

当然，革新也是因势利导，若无先帝时的积累，若不是朝廷有了足够的开销，任何一项革新都只是个笑话，这些改革，若是放到了现在，或许是恰到好处，可要是放到二十年前，或许就成了天下动乱的隐患，就如王莽新政，虽然新政的内容可谓超前，结果却是加速了新朝的覆亡，大明的律法放到了秦汉，保准要天下大乱一般。

正德四年初，整个王朝仍然欣欣向荣，而这时候，内阁大学士焦芳终于坐不住了。

为政数年，焦芳在内阁虽然做了不少的事，可是他武不如杨一清，文不如李东栋，高不成低不就，似乎渐渐成了可有可无的人物，唯一庆幸的是摄政王似乎对他颇为倚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