厝内窝的机关被破坏，又牺牲了一批好同志，曾志他们只是由于搬了家，才躲过这场灾难。

这里不能再住下去了，太危险！

正好中央取消了福建省委，改为厦门和福州两个中心市委，厦门由王海平负责，福州由蔡协民负责，于是曾志与蔡协民又一起共赴福州。

1931年11月，曾志生下了她的第二个孩子。

产前，她在家信里告诉母亲，她又将临盆，但无力抚养孩子，这个孩子依然准备送人。

母亲回信嘱咐她千万不要再送人，带回宜章由她来抚养，并寄了40元现大洋做路费，这在当时可是一笔相当不小的款子！

由于组织上经费困难，曾志主动拿出一半上交了组织。

职业革命者，生孩子都没工夫坐月子，产后第六天，曾志就下床工作了，还要带孩子，好在她年轻，能顶下来。

1932年元月，中央下通知，免除蔡协民福州中心市委书记职务，派往厦门任巡视员，曾志不得不抱着才出生一个多月的孩子，跟蔡协民一块回厦门。

好在这第二个男孩生得又黑又壮，就起了个名字叫铁牛。

曾志本打算在厦门稍作停留后，就将小铁牛送回母亲处。

一到厦门，厦门中心市委书记王海平和准备接任福州中心市委书记的陶铸就来了。

曾志要请两个月假回家送孩子，王海平则百般劝说：什么孩子小会在路上生病；一个年轻女人带一个小孩在路上不安全；坐船大人孩子都会头晕呕吐等！

但这一切，都动摇不了曾志的决心。

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王海平只好吐出真情：厦门中心市委经费急缺，在曾志还没来时，听说她刚生了个男孩子，就由组织决定，将这个孩子送给一个有钱的医生寄养，换了一百块现大洋。

这种事在今天是绝对不可想像的，而且当母亲的再苦、再穷也不会同意的。

但在当时，共产党人是革命利益高于一切，除了自己的信仰之外，一切都是可以舍弃的。

曾志坚强地承受了这一突然打击，没有一句抱怨，只好无可奈何地对王海平说：&ldo;既然组织已经决定了，我虽然有想法，但能做到服从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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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对30多岁的蔡协民来说，在思想上更难接受，他只是暗暗地埋怨曾志答应得太快，断绝了商量的余地。

革命者的心也是肉长的，一位母亲，为了解决组织上的经费，又献出了一个儿子。

曾志虽然参加革命多年，但她毕竟是个女人，是位母亲。

她和天下所有的母亲一样，送掉儿子，就如从娘身上割去一块肉，更何况铁牛又是如此可爱而能给父母带来无限欢乐的一个男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