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元月，穷困潦倒的蔡协民回到福州，按照当时地下党的严格纪律，是任何人不能见他的。

曾志再三要求要见蔡协民一面，市委考虑到他们的关系，勉强同意了，但明令曾志不能将中央的通知告诉蔡协民一个字，否则就以违反保密纪律论处！

曾志在一家破旧脏乱的小旅馆里找到了蔡协民，本来年龄就比较大的蔡协民，此时几乎变成了一个衰弱的老人。

他告诉曾志，他从厦门到上海后，与中央接过一次头，就再无人理睬。

但他总是抱着幻想，一天又一天等下去。

到后来无钱交房租，无钱吃饭，随身带的东西也典当光了，只好整天在马路上流浪……最后，他绝望了，他知道中央把他甩了，但是是什么原因呢，他百思而不得其解。

这种痛苦比忍饥挨饿更加不堪忍受。

蔡协民夜夜噩梦，冷汗淋漓，气起来脚踢拳砸，将被里撕扯得粉碎……

看到如此落魄的丈夫，曾志怎能忘记夫妻深情，她又激动又酸楚，觉得应该将实情告诉他。

曾志由于违反了福州市委的告诫，将中央通知告诉了蔡协民，因而受到留党察看3个月的处分。

她感到很坦然，感到问心无愧，因为在她看来，没有什么能比一个共产党员的政治生命更重要了，她愿为自己丈夫的政治清白而付出任何代价。

蔡协民回到厦门，深人到工人中去做工运工作，同时也去做苦工养活自己。

后来他被特务发现而被捕。

不久，他高喊着&ldo;共产党万岁&rdo;的口号，英勇就义，用壮烈地死，为自己的赤诚抹上了最后一笔秀色！

曾志受处分后，不能再住市委机关，就搬了出来。

此时，她又即将生孩子，身上没有分文钱。

正在她一筹莫展时，得到了急公好义善于体恤人的陶铸的热情帮助。

他用自己惟一的一条毛巾当了3元钱，花两元请了位家庭接生婆，剩下的1元买了些奶粉、鸡蛋等补养品，总算解决了曾志的燃眉之急。

曾志第三个孩子出生13天，就不得不送人。

这第三胎还是个男孩儿，送给了一位做地下工作的警官的婶婶。

这位婶婶50多岁，膝下无子，丈夫早亡，家境贫寒，她又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

因孩子太小，婶婶照顾不了，又把他送到一个奶妈家去喂养。

春天，陶铸在闽东发动武装斗争，突然接到中央通知，命他立即去上海另行分配工作。

此时的陶铸已和曾志有了深厚的感情，他们分手的时候，陶铸不过25岁，而曾志仅仅22岁。

开始时，陶铸每周都给曾志写信，信虽很短，但充满着炽烈的感情。

时间不久，就突然失去了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