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文佩卿15岁，高小毕业，考入太谷铭贤中学，那是美国奥柏林大学基金会创建的，校长是孔祥熙，在山西颇有些名气。

1937年9月底，由于接受了爱国主义的思想的宣传，加之为求自身解放，文佩卿自动退学，到县抗日动员委员会报到。

和她一块去报到的同学有50多人，其中女同学12人。

动员会的领导多是地方党组织内的同志，很多是铭贤早期毕业的学生，其中有杜润生、侯维煌、吕东宾等。

后来，秦基伟也来到了动员会。

文佩卿参加游击队后，在老同志的帮助下，克服重重困难，思想进步很快。

1938年底，地委调文佩卿到太行区党委党校学习。

她一进校就被告知。

她、所在的高级班有在友军工作的党员，故要连姓带名一起改。

她拿起笔想了想，愿意和朱德总司令同姓一个姓，就改姓朱，希望普降红色及时雨，于是就写了朱霖二字。

在此期间，经石玉瑛同志介绍，她认识了黄镇同志。

1939年，朱霖从党校毕业，回到二地委，任地委党校教务主任。

这年秋天，太行区召开党代会，朱霖是代表，去参加会议。

黄镇是晋冀豫军区政委，也是太行区党委委员，他们碰到了一块儿，经组织批准，他们在区党代会期间结了婚。

除参加会议的区党委领导外，北方局和总部的杨尚昆、李伯钊、康克清等同志也来祝贺。

1941年，朱霖调五地委党校任教务主任。

日寇实施秋季大扫荡时，她已怀孕3个月。

她背着背包跟同志们一块儿爬山、过河，进行大转移。

朱霖好强，绝不愿在这种时候拖累同志们。

在上下山时，她有意跳沟、蹦脚、奔跑。

有时感到肚子难受、疼痛，就忍着加大活动量，可结果肚子里的孩子仍是一天天长大，这个包袱怎么也甩不掉。

1942年2月，又一次大扫荡，重点是太行三分区。

为了保障机关的迅速行动，领导上决定将临产的刘伯承师长的爱人汪荣华和朱霖以及边区政府的另外两个孕妇，4个大肚子另作安排。

她们由文化干事带路，产科医生保驾单独打起游击来。

她的第一个孩子黄文就是在敌人的追击下，诞生在老乡的驴圈里的。

在抗日战争进入严酷阶段的同时，太行区的三年苦旱、两年蝗灾同时降临，那是百年不遇的大灾难。

到1943年夏秋，己达到十分严重的程度。

太行山本来就是缺水的地方，吃的多是下雨接的窖水，除吃喝外，连洗脸、洗碗也不允许。

这时，小河断流，窖水几乎干涸。

庄稼又被蝗虫吞食……由于敌人封锁，部队的油盐和粮食也供应不足，每人每天还要拿出2两粮救济当地灾民，保证有驻军的地方不饿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