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周的天命论是用两种方式加以形式化。

一是加强青铜祭器的作用，周灭商之后，在很短的时期内出现了一大批铸有长篇铭文的青铜器，从铭文中可知，大部分是奉祀祖先的祭器。

根据郭沫若《西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一书所收的167篇西周青铜器铭文中，属于作器记事的有85篇，占二分之一强。

这些铭文不外乎是炫耀祖先的功德，周贵族的业绩，以此来提高周贵族的威望，强调周受命于天。

相比较，商代青铜器很少铭文，它们以本身造形所具有肃穆、庄严的格调表征了殷贵族的高贵。

胜利的小族周的贵族就只能靠自我歌功颂德来提高自己在殷贵族面前的威望。

春秋以后，周朝衰落，日常生活用器及货币成为主要的青铜器，它们作为商品大量出现在市场上，是西周天命观淡薄的一种标志。

二是，周易八卦的形式框架，成为一种借天喻人，以天象证人事的思维工具。

由&ldo;一&rdo;、&ldo;一&rdo;

两个直观符号构成的64个卦象作为一种形式符号沟通了天命和人事、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之间的联系。

爻的产生，卦象的组合和变化，虽是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后的一种相当简陋、粗糙的概括，但并不能反映客观事物之间的必然联系。

用它们来&ldo;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rdo;，其内容当然是荒谬的。

作为一种思维形式，是一种强制性的结构，是天命神学体系所迫切需要的，而且与卜蓍这一民间习俗直接相关，因而有很广泛的影响。

春秋战国之际兴起的诸子思潮对这种思维形式都是摈弃的。

老子注重顺其自然的理性态度，墨子强调实践的重要性。

孔子虽喜读《周易》，但重视的是其中辩证思维方法，而不是其迷信和爻卦的形式框架。

这标志了西周天命观念的衰落。

到了战国后期，以邹衍为代表的阴阳五行说显赫一时，再到汉代董仲舒手中集大成，成为一种完整的理论构造和思维方式，这是天命观发展的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对思维形式的一种需求的表现。

平王东迁，周王朝政治统治开始衰落，王室独尊，诸侯并立的分封局面已不复存在。

周王室也只能&ldo;晋郑焉依&rdo;，周平王本身也是由晋文侯助其于公元前760年杀了王而确立统治，所以《国语。

郑语》说：&ldo;晋文侯于是乎定天子&rdo;。

周王室已沦为争霸诸侯&ldo;挟天子以令诸侯&rdo;的傀儡，甚至连太子也被诸侯扣作人质，领土也不断受到诸侯的蚕食。

礼乐征伐出自诸侯，政逮于大夫，陪臣执国命，臣弑君，子弑父等等篡逆行为经常发生，私分公室也成为惯见的社会现象。

司马迁对此作过相当精确的描述和概括：&ldo;平王之时，周室衰微，诸侯强并弱，齐、楚、秦、晋始大，政由方伯。

&rdo;这些膺越行为在观念上也得到了社会的认可。

例如，《国语。

鲁语上》记载里革和成公讨论。

臣杀其君谁之过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