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反，古希腊哲学思想与自然科学活动相结合，以自然哲学的形式实现了同宗教的分离。

古希腊的自然哲学家以自然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论自然》是他们的论著普遍采用的书名。

他们对自然结构等自然问题的各种解释是在感性经验基础上形成的科学假说。

这些假说虽然缺乏足够的科学根据，但很少夹有天人合人，神人同体的观念，也不是为了论证社会政治、道德原则，作为&ldo;取辨之物&rdo;的工具。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的科学认识活动能够避免政治、道德观念的渗入和干涉，坚持以自然为对象的不断深入的研究过程。

自然问题成为社会思想发展的养料源泉，揭示自然之谜成为社会思想的根本任务之一，研究自然的科学认识活动成为社会认识活动的构成部分。

这个思想倾向是古希腊自然哲学成为近代科学思想源泉的主要原因。

西周天人合一的社会政治思想客观上要求将自然现象与社会人事相联系，要求从社会人事出发，用自然现象的变化来附合、论证社会变迁和人事更迭。

思维内容这一特征要求相应的思维形式来表现，使之能构成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不致停留在格言式堆砌的水平上，使之能形成一种比较稳定的思想传统。

西周时期《易经》中的阴阳思想，《洪范》中的五行思想，就是适应这种需要而形成的两种思维形式。

由&ldo;‐&rdo;、&ldo;‐&rdo;两个直观符号构成的64个卦象，由金、水、木、火、土5个表征物形成的相生相克的联系图。

阴阳、五行都是作为一种征兆，沟通了天人之间的联系，沟通了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之间的联系，从而成为一种先验的，强制性的思维形式框架。

任何客观事物的内容都被纳入这个图式中，才能得到解释，关于自然现象、自然物体的认识就是通过这种形式框架的类比才得到的。

这两种思维形式，除名、墨两家之外，大都为先秦诸子所接受，到了邹衍手里，完成了两者的融合。

西周官学是先秦诸子思想的出发点。

在主观意识上，以挽救社会危机为己任，争开各种治世良方的诸子，大都接受了&ldo;维新&rdo;的思想传统，托古改制成了他们进行政治斗争，学术论辩的基本形式，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也就成为他们各自阐发政治、伦理思想的最有效手段。

特别是后来在中国长期封建社会里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更是将周礼当作最高规范。

以社会政治伦理问题为中心内容，以阴阳五行为解释框架，以天象证人事为思维的基本途径，这些特点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主体思想奠定了基调，形成了一种沉重的思想传统。

墨子的科学思想，将自然与社会分离，以自然物体、自然现象作为科学认识活动的独立对象，强调以科学实践为基础的理性分析，反对五行相克的先验图式。

这样，墨子科学思想就和上述占统治地位的传统思想大相径庭。

在沉重的思想传统的压迫下，墨子科学思想当然很难健康发展。

重农抑商思想后来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历代王朝长期奉行不移的基本国策，反映了封建中国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基础的经济结构，是&ldo;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rdo;。

这个基本国策维护了以家庭为生产单位，以小农业与小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形态，巩固了宗法社会的政治结构。

马克思曾对商人、商业及商业资本给予较高的历史评价：&ldo;商人对以前一切都停滞不变可以说由于世袭而停滞不变的社会来说，是一个革命的因素&rdo;。

&ldo;商业对各种已有的，以不同形式主要生产使用价值的生产组织，都或多或少地起着解放作用&rdo;。

&ldo;商业和商业资本的发展，到处都使生产朝着交换价值的方向发展，使生产的规模扩大&rdo;。

中国封建社会抑商的结果，抑制了手工业技术的发展规模、发展形式和发展方向。

自然经济形态的小农经济对手工业生产的发展没有推动力，而家庭手工业和官办手工业作坊的形式阻碍了手工业生产的社会化，使手工业生产在内部分工和技术深化方面都难以发展，工匠阶层也不能形成一个独立的、强大的社会力量。

墨家的科学活动是伴随着战国时期手工业技术发展和工匠阶层兴起而兴起的。

同样，由于以后缺乏必要的社会条件和手工业技术的被抑制，以手工业技术实践为基础的墨家科学思想也难以深化而停滞湮灭。

从生产技术实践和科学活动的关系来说，这也是必然的。

以农本思想为指导，以小农业、小手工业、小饲养业相结合的小农经济为基础，形成了古代中国以农业为中心的生产‐‐科技体系。

历代农书从官编到私修，绵绵不绝，与农业有关的天文、物候、医学、数值计算也相应发达。

对手工业生产技术的研究，从西周的《考工记》到明末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寥寥无几，屈指可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