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首先关注的还是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社会结构。

早在1927年鲁迅就在《再谈香港》一文中这样描写他所看到的香港社会：&ldo;中央几位洋主子，手下是若干颂德的&lso;高等华人&rso;和一伙作伥的奴气同胞。

此外即全是默默吃苦的&lso;土人&rso;，能耐的死在洋场上，耐不住的逃入深山中，苗瑶是我们的前辈。

&rdo;〔21〕以后他又在1929年所写的《现今的新文学概观》里如此写到他眼中的&ldo;上海租界&rdo;‐‐

外国人是处在中央，那外面，围着一群翻译，包探，巡捕，西崽……之类，是懂得外国话，熟悉租界章程的。

这一圈之外，才是许多老百姓。

〔22〕

我们在第十一讲中曾经谈到，鲁迅曾在《灯下漫笔》里揭露了中国传统社会里金字塔型的封建等级制度：&ldo;有贵贱，有大小，有上下，自己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别人&rdo;〔23〕;现在他在中国的现代都市社会里又发现了新的圈子型的等级制度的再生产，这自然是意义重大的。

值得注意的是，鲁迅由这样的上海租界的社会结构，引发出了对文学发展的一种结构的揭示：&ldo;梁实秋有一个白璧德，徐志摩有一个泰戈尔，胡适之有一个杜威，‐‐是的，徐志摩还有一个曼殊斐儿，他到她坟上去哭过，‐‐创造社有革命文学，时行的文学。

&rdo;〔24〕这里仍然是以某一外国作家为中心，存在着某种依附的关系。

‐‐鲁迅是主张对外国文学实行&ldo;拿来主义&rdo;的;但问题在于这种&ldo;拿来&rdo;必须是&ldo;放出眼光，自己来拿&rdo;，是具有独立自主性的;如果变成一种顶礼膜拜，一面附骥于洋人，一面又以此炫耀于国人，那就形成了一种文学的等级关系。

在鲁迅看来，对西方的这种依附是全面存在的。

在著名的《&ldo;友邦惊诧&rdo;论》里，他这样揭示中国的政治结构‐‐

怎样的党国，怎样的&ldo;友邦&rdo;。

&ldo;友邦&rdo;要我们人民身受宰割，寂然无声，略有&ldo;越轨&rdo;便加屠戮;党国是要我们遵从这&ldo;友邦人士&rdo;的希望，否则，他就要&ldo;通电各地军政当局&rdo;，&ldo;即予紧急处置，不得于事后借口无法劝阻，敷衍塞责&rdo;了。

〔25〕

这里所说的&ldo;党国&rdo;正是准确地概括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政权的国民党&ldo;一党专政&rdo;的本质。

而&ldo;党国&rdo;尽管有着表面的独立，实际上却是依附、听命于&ldo;友邦&rdo;即西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

这样，鲁迅在30年代现代中国的政治、社会、文化结构中都发现了一种&ldo;半殖民性&rdo;。

这就是说，中国30年代的现代化进程是与&ldo;半殖民地化&rdo;相伴随的：对这一历史事实是不能回避的。

正是在这样的土壤上，生产出了许多新的社会典型。

首先是&ldo;西崽&r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