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灰牢制度中获利最多的似乎是衙役。

衙役们很善于利用在押人犯牟取利益：可以利用盗窃嫌疑人夜出盗窃，得脏分肥;可以利用民事诉讼，作弊诈骗;可以向命案牵涉人敲诈勒索;可以调戏奸污在押女人;可以私下收钱放人;以关班房为威胁手段敲诈平民;向在押人犯收取高价饭钱等等。

&ldo;灰牢&rdo;发展到现代，又有了新的表现形式。

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因为向国务院总理上书，为农民负担沉重叫苦而成为知名人物。

他在《我向总理说实话》一书里，谈到了因为办&ldo;学习班&rdo;而造成农民自杀的事件，其中说到十几个人关在十几平方的&ldo;小黑屋&rdo;里。

这里的&ldo;学习班&rdo;和&ldo;小黑屋&rdo;是什么东西?是一个权威部门用来关押&ldo;有过失&rdo;的人的地方，在这里，关押是强制实施的，是作为惩戒手段使用的，是对人生自由的剥夺。

具有这些特征的地方正是监狱;然而，乡政府属于行政部门，没有权力建立监狱剥夺公民人生自由，因此又不好称为监狱;所以叫&ldo;灰牢&rdo;。

&ldo;学习班&rdo;是干部的叫法，&ldo;小黑屋&rdo;是农民的叫法，都是一个东西。

&ldo;学习班&rdo;的历史甚至可以追朔到延安时期，当时的叫法是&ldo;学习组&rdo;或者叫&ldo;整风班&rdo;。

文革期间，各个单位关押&ldo;牛鬼蛇神&rdo;的地方叫&ldo;牛棚&rdo;，其实也是一种&ldo;灰牢&rdo;。

开会学习总要把人圈在某个特定的时空之中，与会者总要暂时丧失部分自由，那么圈个小时是圈，圈个月也是圈;拘禁关押与开会学习的分界究竟在哪里?这种模糊性提供了一个空间，在此模糊空间之内，可以产生一种合法伤害他人的权力‐‐这可是很有利用价值的东西。

这种模糊性正好开发出低成本伤害他人的权力。

对各个单位的得势者来说，握有这个武器便比较容易整人。

东西既然好，需求量自然比较大，牛棚便容易普及了;也确实在文革中普及到几乎每个单位。

比起牛棚来，学习班的参加标准更宽泛，谁敢于说自己不需要、不应该学习呢?这种更加模糊的特性，使学习班的生命力和普及程度又超过了牛棚。

据李昌平介绍说，一个&ldo;小黑屋&rdo;就是一个监狱。

在监利蹲过&ldo;小黑屋&rdo;的农民每年都数以万计。

关押的需要产生于征收粮款的需要，有人抗粮抗款，基层政府不得不打击震慑，于是&ldo;灰牢&rdo;小黑屋出现了，&ldo;灰警&rdo;纠察队也出现了。

由于政府人员严重超编，又超标准建设办公楼房和宿舍以及小汽车。

在上述背景下，农民抗粮抗款和干部的镇压就很容易理解了。

这是真实而要紧的利害冲突，&ldo;灰牢&rdo;就是这种冲突的产物，其功能是维护干部受益和农民受损的利益格局。

按说，超标准楼房和超编干部工资都不属于合法权益，属于利益分配的潜规则体系，但他们又确实获得了地方权势半公开的、瞒上不瞒下的支持，对治下百姓根本就不屑于躲躲藏藏，因此我们可以把&ldo;灰牢&rdo;定义为支持&ldo;潜规则&rdo;和&ldo;横规矩&rdo;的威慑手段。

在实际征收粮款的时候，公共利益（合法征收部分）与代理人利益（超编干部和超标准用品）是搅和在一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