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ldo;官家主义&rdo;更能说明问题。

&ldo;官家&rdo;在古汉语里面有三重意思：一是专门指皇帝;二是指官府，包括各级衙门;三是指官僚个人。

&ldo;官家&rdo;这个词有多重含义，因而特别准确。

这些含义可以把&ldo;官本位&rdo;的内部结构拆解开来，让我们看到官家集团的整体利益，看到最高决策者的利益，看到部门利益，还能看到官僚个人作为代理人的私利。

在秦汉之后的中国历史中，在大一统的帝国时代，皇帝、衙门、官僚个人都可以立法定规，各有各的空间和地盘，并且彼此争夺地盘，于是形成了因王法、各种部门法规和潜规则共同构成的一套社会秩序。

这些规矩往往彼此矛盾，因为那些说了算的个人和集团之间原本存在着利益矛盾，但又或明或暗地达成了某种妥协。

官家集团中不同主体当家做主的范围正是博弈的结果。

&ldo;官家主义&rdo;就是对这种立法定规的动态结构的描述。

官家集团是以打江山的暴力集团为核心建立的。

&ldo;官家主义&rdo;是一个基座，上边可以接不同的前缀‐‐地主、农民、工人、资本家等等。

官家总要充分利用权力，用权力榨取尽可能多的利益，或者把权力卖一个最高价。

即使在没有西方资本主义竞争的条件下，中国历朝历代官家全面垄断工商业的体制都因效率低下而难以持久，最终要向民营工商业让步。

毛泽东在1949年以后实行的计划经济，官家直接指挥生产，直接管理工人农民，这种形态可以称为&ldo;工农‐‐官家主义&rdo;。

在这个阶段中，如果官家以资本的运营和积累为自身使命，把自己变成最大且唯一的资本家，通过行政体系的条条块块组织生产等等，似乎官家就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

其实这是空想社会主义。

从官家主义演变的角度看，毛泽东的主张仍是官家主义的一个分支，无非是官家集团的核心人物的伟大理想，不满足于完成资本家的使命而已。

这种以官场选择代替市场选择的秩序仍然不是资本主义秩序。

从世界史的角度看，这是官家集团在西方资本主义刺激下试图替代或者赶超的一种尝试。

在经过计划经济和改革开放的冲击，今天的中国已经进入工商时代，绝大多数的财富都是工商业创造的。

在这种形势下，权力只能在资本那里获得最高出价，这就是&ldo;资本‐‐官家主义&rdo;诞生的历史条件。

资本‐‐官家主义又有不同的演变方向。

随着资产阶级的发展壮大，这个集团与官家集团的主次位置有可能颠倒过来。

在资本家集团作为一个阶级当家作主而官家集团依然相当强大的条件下，官家‐‐资本主义或权贵‐‐资本主义可能成为中国未来的社会形态。

目前，资产阶级作为工商业生产集团的核心，正在动用各种合法或者非法的个人手段，影响坐江山的官家，进行资本家的个人革命、局部革命，实现潜变法或潜革命。

如果把这种博弈视为暴力集团和生产集团的历史对局，那么，资本家们大规模采用的私下收买策略与官家集团出售权力的内部竞争相结合，最终将构建出什么样的社会形态，还是一个迷。

社会阶层在1990年以后出现了加速分化的趋势，新的社会阶层不断涌现。

由于社会分工将更加精细化和专业化人们的业界内交往是最主要的社会交往阶层之间的差距主要反映在职业地位和社会心理上。

传统的社会阶层是在计划经济中由政治因素进行定位的，其区别主要在政治上，阶层之间的经济差别相对来说不是很大;新的社会阶层其地位是在市场经济中主要由经济因素进行定位的，政治因素弱化，经济因素突显，其地位差别主要在经济上。

不管是哪一个社会阶层，在其内部，都已经分化为若干个等级。

阶层的分化使传统的利益格局被打破，新的利益格局还在形成的过程中，社会各阶层都希望社会变革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

阶层私利如果出现在具有立法权力的全国人大会议上，其危害就不容忽视了。

在所有的资源中，政治资源的含金量最高，因为政治资源的弹性最大，在各种博弈当中，可以合法地避免伤害。

不仅如此，政治资源的分布左右着其他社会资源的分配，对地方政府行为有导向作用。

政治资源这种特性随时可以导致机会主义，形成对本团体内部都有利的表面均衡。

政治资源的好处有三：一是拥有政治资源的最大魅力在于能够建立和制定新规则，在利益的驱动下，尽可能地扩展自己的权力边界，赋予权力的外延更随意的解释;二是拥有政治资源的人掌握着更多有价值的信息，通过封锁信息、扭曲信息或信息利用上的时间差，可以使自己在竞争中获得优势;三是拥有政治资源的人一般同时会得到制裁权，作为超脱于违规者和受害人之外的第三方，制裁者已经进入了一场利益的博弈，表面上看对违规者的制裁不是利益相关者，实际上制裁者的行动和裁决取决于受害人和违规者各自的&ldo;行动&rdo;。

种种原因使得人们对政治资源格外重视，想方设法去得到政治资源。

我国的政治资源分布极不平衡，存在严重的城乡差异。

在政治制度安排、政治机构、重大会议、政治信息等方面，边远地区、农村、小城镇所具有的政治资源远远低于中心地区、大城市，从全国来看，政治资源又高度集中在北京。

在边远地区和农村几乎没有什么政治资源可言。

由于体制的制度惯性，政治资源的能量不可小视;政治资源的不足，会使地方革新能力受到限制，自主活动空间受限，进而使地方行为的合法性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