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社会摸爬滚打多年，自然知道官府是多么不好说话。

不管小民的请愿有理没理，公道不公道，只要他看着不顺眼，说抓你就抓你，说杀你就杀你，最后肯定还是官府有理。

代头惹政府生气，不是玩命要是玩火。

潜规则通行多年，大家都愿意搭便车，最多不过出力拉拉边套，谁也不肯驾辕，驾辕者必须是一个不计较物质利益、不怕或不知风险、同时又有号召力的人。

只要不是领头，民众有愿望也有胆量劫监狱烧衙门。

事情闹大以后，利害格局突变，乡民在官府眼里由顺民转变为暴民。

这时乡民的第一愿望是不要遭到官府的报复，不要被官军作为暴民镇压，争取收益是第二位的，保命是第一位的。

民众尽管没有固定的脸谱，却始终是理性的趋利避害集团。

他们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自己的利益是永恒的。

而这个利益的安排和变动又可以在社会制度的特征中得到解释。

民众开始并不敢闹事，在正当秩序中的良民早就当不成了，他们照样在贪官污吏建立的潜规则中当了数十年顺民，如果没有替他们承担组织成本和法律风险的英雄出现，顺民还会继续忍受霸道不公和敲诈勒索。

英雄的出现，改变了利害的计算，顺民发现搭便车闹事的风险不大，才作出官府所谓的暴民行径。

在一个合理的秩序中，人力和钱财应当可以帮助百姓争取到法律承若的公平，还可以使带头人名利双收，鼓励他们以后继续带头。

但是专制制度不允许集会结社，不允许大家集资维护自己的政治利益，一切都要由他们代表。

重大的失衡和不公调整不过来，又非常想调整，如何是好?商人毒蝇蕈制度的办法是用钱，小民的办法是用命‐‐当暴民烧衙门。

在这种体制中，英雄是顺民转化为所谓暴民的催化剂，是将扭曲的秩序拉回原位或者部分拉回原位的发动者和组织者，而缴出催化剂和主使者则是暴民回归顺民的象征和保证。

中国公民最有力的武器就是怠工，让你无法挑毛病，让你见了也干瞪眼，你急得火烧屁股，他也不会打水来替你灭火。

偷懒是庶人（平民）对付官方的武器。

《诗经》里有许多对农业集体劳动场面的描绘，我们在其中可以看到监督者的身影，这是官方阶级对付偷懒者的工具。

这场战争的胜负很分明，地里闹草荒就意味着贵族失败了。

统治阶级拥有强大的武力，平民很难用正规战法在战场上取得胜利，但是惹不起却躲得起。

平民人多分散，监督困难，干活使劲不使劲只有自己知道，干得仔细不仔细只有自己最清楚。

第一线实践者的信息优势是无法剥夺的，因此可以连蒙带骗;这是贵族们很难对付的&ldo;低成本伤害能力&rdo;。

公元前594年，被后来的历史学家称为革命的制度变迁，就是改变公田为私田，向私田征收&ldo;公粮&rdo;的制度，确实开辟了两个阶级共同受益的局面，而新树立的规则并不神秘，就是我们现在非常熟悉的&ldo;交够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

&rdo;‐‐原来大包干也不是首创。

在老百姓眼睛里，官场根本就是粪窖，进去了莫有一个清白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