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治权威的巨大压力下，多数知识分子都象是得了软骨病，心里总是战战兢兢，总是天王圣明，臣罪当诛，对自己已经没有了信心。

于是我们看到的文人，便几乎没有正常形态，不是歌功颂德，就是溜须拍马，再不就是钻到故纸堆里。

现代意义上的&ldo;知识分子&rdo;有广义和狭义两种。

广义的知识分子是指具有较高文化水平、从事脑力劳动的人。

如科学工作者、教师、医生、记者、工程师等。

狭义的知识分子则特指代表社会良心与良知的人。

不符合这一标准的，学历和职称再高，也只能看作&ldo;脑力劳动者&rdo;。

中国传统社会的读书人不等于知识分子，因为这两个概念的界定标准是不一样的。

广义的知识分子的界定标准是谋生手段，即只要是以知识和智力谋生，就算广义的知识分子;读书人的界定标准则是生存状态，即只有以读书为生存方式的人才是读书人。

也就是说，是否以知识和智力为谋生手段并不要紧，要紧的是读不读书，而且读闲书的不算。

既然传统读书人的阅读领域把锁定在社会政治伦理的范围内，政治伦理的知识和理想毕竟只能实现于政治伦理领域，这就要做官。

传统社会的读书人要想参与过问政治，唯一的方式和途径就是做官。

士大夫和读书人并不是一个概念。

士大夫本是指官僚阶层。

读书而不做官，只是士;做官而不读书，只是大夫，只有既做官又读书的人才是士大夫。

中国传统社会是以官为本位的，叫做&ldo;官本位&rdo;。

一个人一旦做了官，就有地位、有名声;官位高则地位高，官职大则名气大。

所以，士大夫一词，有时也指那些有地位、有声望的读书人;而这样的读书人，又几乎都与官和官场有联系、有瓜葛。

在上古时期，士与官，还是互不相干的。

士们虽然也参与、介入、过问社会公共事务，但并不只有做官这唯一途径。

那时的士，是贵族，介入政治的途径也多，做不做官无所谓。

后来，官的情况发生了变化，实行世袭制时，做官和读书没有太大的关系，至少学习成绩与官位大小不成比例。

王小波说：知识分子的最大罪恶就是建造关押自己的思想监狱。

在权力争斗夹缝中的中国文人很艰难。

后世有一位最高掌权者说，知识分子如同毛，必须有所依附，&ldo;皮之不存，毛将焉附?&rdo;一个文人如果不甘于平庸，想要有所作为，就不得不依附权力（即所谓的&ldo;皮&rdo;），那么，究竟是依附于虎皮之上，还是依附于豹皮之上呢?在权力斗争中，是非与成败，并不总是成正比的，如果你所依附的那张皮，在虎豹相争中成为胜利者，那这块皮毛也就光鲜，如果失败了，你这块毛则要与皮同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