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却不是人民写成的。

所以，我们看到的历史，有时并不是历史本身。

真正掌握社会发展规律的人是读书人，但是很多读书人却往往难以掌握自己的命运。

自古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没有搞清楚一个问题：有学问算个什么?官大莫过于皇帝，而当皇帝也一直被那些吃政治饭的人看成是事业的顶峰。

但是，你看一看那些当皇帝的有多少是有学问的?孔子、司马迁、李白、杜甫、曹雪芹这些人学问齐天，可是他们不是生活上穷困潦倒，就是政治上厄运重重;&ldo;文革&rdo;中的牛鬼蛇神，那一个不是有学问的人。

知识分子有三个境界：一是学识、二是见识、三是胆识。

为什么20世纪上半叶产生了那么多大师，而近五十年来的和平环境却很难造就出新的学术巨人?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根本原因在于学者们有一个比较自由的政治学术环境。

学术必须远离政治，不盲从于政治，不盲从于时代，不盲从于权威，不盲从于习惯。

20世纪的中国史学与政治有太多的牵连，从吴晗到梁效，史学一旦沦为政治的附庸，就无异于宣告了它的死亡。

这就要求社会给我们提供一个相对自由和宽容的环境，允许不同流派的存在。

文人的骨气，说到底是一个胆与识的问题，是舍身为国和顾虑为己的问题，又跟政治开明与否息息相关。

文人失去骨气是文人的悲哀，有骨气的文人为社会所不容则是社会的悲哀。

只有政府官员时刻受到社会的监督，政府官员不能用权力来决定文人的命运，文人自会抛弃卑下的一面，去追求崇高的一面，文人就不必依靠他人而靠自己努力来自立于社会。

反过来，还可以用他们的知识来监督政府和官员，为社会的进步做出贡献。

治学与为官各有各的一套路数，它们是两股道上跑的车，相去甚远。

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处理方法各异，治学要冷、从政要热。

所以，研究学术与从政为官二者不可兼得。

如果非要兼得，郭沫若和吴晗的悲剧就是榜样。

知识分子应当在社会生活中扮演什么角色?萨依德认为：&ldo;知识分子扮演的应该是质问，而不是顾问的角色。

&rdo;质问与顾问，一字之差反映了知识分子两种不同的角色定位;由于这种定位的差别，导致知识分子社会作用的差异，以及他们思想、人格的落差。

质问，即知识分子始终以独立的人格、思想捍卫正义和公平，成为社会的良心。

他们不依附于任何社会利益集团，不附和任何现成的教条。

他们对社会中存在的一切，总以不妥协的批判精神和怀疑态度去探求问题，发出呼唤，进而矫正社会弊端，促使社会进步。

他们不计较个人得失，追求的是正义和公平、真相和真理。

顾问常常会导致知识分子弱化或者失去独立人格和思想，他们要兼顾某些社会集团或利益，依附性较大，常常充当某一利益集团的代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