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国营的、集体的和个体的瓜子经营者共有五六家纷纷上市，我家瓜子的销量也因此受到影响。

于是我想出了两条妙计：一条是薄利多销，立刻宣布每斤由全市统一价24元下降到176元;二是足斤足两，童叟无欺，少一罚十。

这一招果然灵，两三天内，我家瓜子的销量猛增。

每天销售三千斤左右，而且逐日增长。

这时《光明曰报》在头版做了报道，来自全国各地的人纷纷上门前来订货，可是我做不出来。

怎么办呢?我迅速在市郊办了三个瓜子加工厂，雇工三十多人，日加工量七千斤到一万斤。

不久，我顺势而上，在合肥、蚌埠、淮南、马鞍山、铜陵和安庆等城市设立十六个代销点，由原来单一的零售发展到代销、促销和批发等多种经营形式。

紧接着，我又把瓜子卖到了上海，在上海南京路和淮海路两家食品店开设了销售点。

上海《文汇报》、《解放日报》和《新民晚报》陆续做了报道，上海话剧团也演出了《傻子进行曲》的话剧。

这些立刻引起了不少的轰动，来这两家店买我瓜子的人都得排着长长的队。

接踵而来的是全国十多个省份五十多个城市的富商到芜湖，要与我合作，让我招架不住。

我是欲罢不能了。

1982年下半年，我就在城郊租地建房办起了第四个瓜子加工厂，这个厂子有十口炒锅，日产一万多斤。

无奈之中我又在南京、无锡、苏州和昆山办起了加工厂。

单是芜湖这边厂子的雇工就有一百零三人之多，因此我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个体户。

人们称我为&ldo;中国第一商贩&rdo;。

◆雇工风波

由于一百零三这个数字大大超过了国家工商局有关个体户雇工最高八个的规定，舆论哗然。

这场争论，我作为小老百姓是不知道的，后来才陆续有所耳闻。

&ldo;年广九是暴发户&rdo;，&ldo;年广九是新型资本家&rdo;，&ldo;年广九搞资本主义&rdo;。

&ldo;姓资还是姓社&rdo;的争论，从党政机关传到理论界，从芜湖传到省里，从省里传到中央。

一代伟人邓小平第一次接触到&ldo;傻子瓜子问题&rdo;，是在1982年底，他是看到时任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杜润生的一份关于&ldo;傻子瓜子雇工问题的调查报告&rdo;。

看完之后，邓小平明确地对杜润生说，对&ldo;傻子瓜子&rdo;问题要&ldo;放一放，看一看&rdo;。

尽管如此，省市两级领导有关部门还是组成两个调查组，写成了两份调查报告，前者送给了当时的省委书记周子健。

后者上报到国家工商总局。

1983年12月6日，国家工商总局负责人到国务院，向万里和姚依林两位副总理汇报我的问题，说我偷税，有一部分同志对我经营规模这么大，雇工这么多表示担心，提出要加以限制。

姚依林听了报告说：

…傻子瓜子&rso;偷税不对，财政部的税收要跟上。

但他把瓜子炒起来了，以前有不少人炒，&lso;文革，把炒瓜子的抄家了。

&lso;傻子瓜子，不是坏的，是拾遗补缺，再等一等。

现在全国个体户六百万，不到一千万，比1949年少多了，我们是不该限制的。

&rdo;

国家工商总局负责人又说：&ldo;还有些同志建议用国营和集体的形式逐步代替个体。

&rdo;万里听了这话后摆摆手说：&ldo;不必慌张地去代替。

共产党为什么不出&lso;傻子&rso;?出了&lso;傻子&rso;为什么不用起来?&lso;傻子瓜子&rso;为什么不能成为商品?芜湖为什么不研究社会需求?&r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