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撒切尔夫人即将登机飞返伦敦时，却出现了一幕动人的情景：只见雅鲁泽尔斯基将军乘车疾趋而来机旁，车上跳下来手捧一大束鲜花的将军。

他是特来为&ldo;铁娘子&rdo;送行的。

雅鲁泽尔斯基这一异常的举动，即预示着波兰政府已经开始向西方作最后的让步了。

英国首相回国才一个月，波兰统一工人党即召开了十届十中全会。

全会宣布承认团结工会为波兰合法组织，并开始了波兰政治多元化的进程。

紧接着，团结工会决定参加政府召开的圆桌会议，甚至成立了&ldo;全国公民委员会&rdo;，以作为波兰影子内阁的雏形。

1989年2月，波兰举行了圆桌会议，波兰统一工人党宣布放弃对权力的垄断。

这次波兰的圆桌会议实际上起到了制宪会议的作用，因为它确立了波兰新政府的产生方式与基本原则。

4个月之后，波兰举行40年来的头一次全国大选，团结工会在决选中大获全胜。

这样，波兰便成为东欧第一个&ldo;和平演变&rdo;了的国家。

撒切尔夫人足堪自慰的是，她的&ldo;执意影响国际事态发展&rdo;的战略，在她1988年11月对波兰的专访中已结出了第一个硕果了。

伴随着波兰团结工会于1989年6月取得大选胜利后，东欧国家出现了&ldo;多米诺骨牌&rdo;效应，一个个地先后&ldo;和平演变&rdo;了过去。

对这样一些颇具戏剧性的变化，撒切尔夫人在目不暇接之余，既有喜来又有忧。

喜的是眼看昔日咄咄逼人的前华约国家&ldo;不战自溃&rdo;，忧的是德国的重新统一即将成为现实。

原来，在撒切尔夫人&ldo;执意影响国际事态发展&rdo;的总战略中，最放心不下的是德国的迅速统一。

她甚至认为，一个统一起来的强大的德国是前景堪虞又可畏的。

她在自己的《唐宁街岁月》一书中曾这样写道：

&ldo;我并不相信集体犯罪：在道义上应该为他们行为负责的是单个的人，但我却相信由一系列复杂因素构成的民族特性。

由于德意志的统一是在俾斯麦的领导下实现的（也许部分地是因为民族统一来得这么迟），德意志一直在难以预料的侵略和自我怀疑之间来回摇摆。

德国的近邻，如法国人和波兰人，远比英国人更深刻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只是美国人不一样;而相同的关心则经常使德国的近邻忍不住从看似麻木的言论中解脱出来。

俄国人实际上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尽管由于他们需要德国人的信贷和投资而一直保持沉默。

但也许最早意识到这个&lso;德国&rso;问题的是现代德国人，他们之中的大多数坚持德意志不应成为能够以牺牲别人换取自己利益的大国。

德国人焦虑不安的真正原因是自我意识的极端痛苦。

如我曾论证的，这就是许多德国人为什么真正地（我相信是错误地）想要德国被限制于一个联邦式的欧洲之中。

事实上，德国更愿意在这个框架之内发挥支配作用，因为重新统一起来的德国简直是太大，太有威力，以致不能在欧洲之内只是简单地成为另一个角色。

进而言之，德国人总是盯着东面和西面，尽管体现这种趋势的现代方式是其经济扩张，而不是领土侵略。

这样，就其本质而言，德国在欧洲是一个制造不稳定的力量。

只有美国对欧洲的军事和政治介入和欧洲另两个最强大的主权国家（英国和法国）的紧密关系才能够平衡德国的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