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已经慢慢认清了下面这个重要事实：人们迫害欧洲犹太人的一个动因是为了占有他们的财产；因此，我认为，卡罗拉克及其同伙渴望彻底地掠夺犹太人的财产，而又意外获得了这么做的机会，这恐怕就是他们组织屠杀的真正原因‐‐而不是，或者说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是天生的反犹主义者。

大屠杀过后半个世纪，耶德瓦布内人显然也持有相似的看法：&ldo;在耶德瓦布内，人人都知道事情[屠杀犹太人]的真相，但人们过去从未公开谈论过。

[2000年]5月13日星期六，在一次集体为祖国祈祷的弥撒中，当地神父号召教区居民也为那些战争的受难者祈祷，他们因某些人为满足自己的私利和贪念所犯下的罪行而失去了生命。

&rdo;8

注释

1中子弹，一种以高能中子辐射为主要杀伤力的低当量小型氢弹。

中子弹是特种战术核武器，爆炸波效应减弱，辐射增强。

只杀伤敌方人员，对建筑物和设施破坏很小，也不会带来长期放射性污染。

私人传记

在拉莫托夫斯基及其同伙的庭审档案中，除了我们找到的证人和被告人的问询记录，还有很多其他资料在庭审的不同阶段被呈给法庭。

比如，我先前就引用了卡罗尔&iddot;巴登在其豁免请愿书中的文字。

我通过最初的评估所得出的结论‐&ldo;这是一群普通人&rdo;‐‐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每份问询记录第一页的摘要。

但除了这群被告人的年龄、子女数量和职业以外，我们还可以提供关于他们的更多信息。

1949年1月第一批人被逮捕之后，他们的妻子开始往沃姆扎安全部寄请愿书，讲述了一些特殊情况，她们希望这能淡化他们的丈夫在反犹迫害行动中所扮演的角色。

我们可以从这些文本中梳理出一些关于被告人的有趣的个人信息。

亚历山大的妻子伊雷娜&iddot;雅诺夫斯卡（irenajanowska）在1月28日写道：&ldo;在事发当天，德国宪兵队与镇长和[镇议会]书记瓦西莱夫斯基一起四处走动，将男人派去看守广场上的犹太人群。

他们也到我们家来了，找到了我丈夫，厉声命令他到广场上去，还举枪威胁他。

我丈夫很害怕，并不知道自己究竟要去干什么，甚至十分担忧自己的安危，因为他曾在一家苏联治下的牛奶合作社当监管员。

&rdo;1三天后，雅尼娜&iddot;日卢克（jana?yk）代表她被捕的丈夫（他被许多证人指认为主犯之一）写了一封请愿书：&ldo;1941年苏德战争打响之前，我丈夫一直在苏联政府的税收机关做主管。

因此，1941年德国人入侵之后，他不得不躲起来，因为每个为苏联人工作过的人都会遭到追捕和迫害。

&rdo;2

我们知道，波兰的国家官僚组织架构在苏联治下大幅扩张了，许多人为了生计而去为占领者工作。

被斯大林主义安全警察逮捕者的妻子会认为，如果警察知道自己的丈夫曾为苏联政府工作，可能会改善他的处境，这也是合理的。

因此，如果不是因为在材料中有了关于这类文本的新发现，我最多只会把这两个传记性的片段当作奇闻逸事。

事实证明，这些文本变得越来越有趣了。

以卡罗尔&iddot;巴登‐‐在拉莫托夫斯基案中唯一获判死刑的人‐的自白书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