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知年听梅齐稍作介绍，觉得很感兴趣。

　　三文的民族志有人曾做过，但喜平没有，他又问了梅齐些问题，生出了去喜平做民族志的想法。

　　会上，郁知年听各文化站的人讲解着计划，心头跃跃欲试，和梅齐互留了联系方式，晚上便与导师通了个电话。

　　导师对他的想法很支持，郁知年挂下电话，即刻兴冲冲地筹划起来，着手写一份简单的调查计划，忘我地写到夜里十点多，他接到了杨恪的来电。

　　杨恪和他简述起诉案的情况，又问他在三文如何。

　　郁知年有了更感兴趣的新计划，心情振奋，与杨恪分享自己白天在文化馆的经历，以及梅齐口中喜平县的风土人情。

　　这天杨恪很给他捧场，郁知年不留神高兴得将一整天的事说完了，才发觉自己好像说得太多。

　　他安静下来，杨恪未觉察到他的变化，问：“你这个项目，打算做多久？”

　　“预计半年，”

郁知年说，“但具体还得等我去了再看。”

　　杨恪“嗯”

了一声，郁知年问他怎么了，他又说没事。

　　由于喜平的通讯不好，官方的档案储存不是很规范，历史文字资料缺乏，郁知年的计划先留在三文筹备，到七月中旬再去喜平。

他一边找了些纸质的资料先行阅读，一边写了一份新的研究计划，还申请到了一些资金。

　　他在三文重遇了以前的几个同学，也获得了不少帮助，每天都过得充实。

　　杨恪早晚都会来电问候，由于杨恪的话不多，但又像很不愿意挂电话，最后只好都由郁知年来说。

　　时间慢慢流逝，郁知年也不知该如何定义他自己和杨恪的关系，只是人似乎变得安心许多。

　　比起之前在宁市做流动人口的项目时，漂泊无依与挣扎的情绪少了，而真正在做研究的感受多了起来，更专注了一些，也不再惧怕等待杨恪的来电，因为不再是等不到的。

　　七月初的一天夜里，郁知年和来三文办事的梅齐聚餐，另有另两个文化馆的工作人员。

　　他们坐在路边的小饭店里，开了几罐啤酒。

　　梅齐说起郁知年初中时的事，说郁知年是学校里的明星，长得好看，学习也好。

几人聊着聊着，打趣起郁知年来，问郁知年是不是找过不少女朋友。

　　郁知年被他们说得不好意思，手机忽而响起，杨恪给他打了电话。

　　这天早上，杨恪破天荒没联系他，他还以为杨恪有事在忙，发了消息询问。

　　接起来后，他听见杨恪那头的背景音异常嘈杂，嘈杂得不像杨恪会待的地方。

　　“郁知年，”

杨恪在那头说，“你没跟我说过三文的火车站人这么多。”

　　郁知年心跳加速，呆在原地，手里的啤酒罐差点掉在桌子上，过了几秒，他问杨恪：“你在哪？”

　　“……”

杨恪并不生气地反问他，“你说我在哪。”

　　郁知年急匆匆地和梅齐几人告了别，打了车去车站。

　　三文的市区很小，十来分钟就到了，郁知年下车，看见许多人从通道里走出来。

　　最近是三文人祭祖的节日，因此返乡的人格外多。

郁知年走到出站口旁，四下张望找杨恪的身影，天早就黑了，出站口灯光不够亮，只能看见提着大包小包的人蜂拥而出，看不清脸孔。

　　他只好给杨恪打电话，手机刚放到耳边，手腕忽然被人握住了，有人从背后抱住他，说“笨”

。

　　电话打通了，抱着他的杨恪的手机响起来，杨恪捉着他的手腕，挂掉了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