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位现居成都的退休火车司机，八十九岁的陈定化老人对我说：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我在汉口江岸机务段作司炉工，有一天上面来了命令，所有机车都集中往京汉铁路和陇海铁路运送军队。

那些军队多极了，简直成千上万，还有各种坦克、大炮、武器和弹药粮食，没日没夜地运啦人人都知道，这是打大仗，保家卫国啊！

日本鬼子已经打到河南，侵略半个中国，不把他们赶走行吗？那时候我们铁路工人憋足一股劲，实在累不行了就趴在锅炉跟前打个盹，起来接着干活儿就这样把几十万军队全都运上了前线。

我同意一句经久不衰的口号：兵民是胜利之本。

有了四万万民众拥护，还有什么样的敌人不能打败，什么样的艰难险阻不能克服呢？

5

父亲告诉我，武汉沦陷之前的最后那个春天，汉口昼夜过军队，武汉三镇简直变成一个流动的大兵营。

来自南方各省的汽车和火车满载斗志高昂的抗日官兵，他们都要经过武汉这座交通枢纽城市然后源源不断地开往前线去作战。

武汉是全国抗战的心脏，新闻界一向以嗅觉灵敏著称，记者嗅出前线出现不同寻常的军事动向，又有人从军方打探出豫东战场正在进行一轮鼓舞人心的新战役，于是报纸竞相报道渲染，掀起一轮又一轮期待胜利的热潮来。

报载，全国著名的抗战剧团在进步人士田汉、冼星海等人带领下劳军义演，演员嗓子唱哑了，跳舞折了腿，许多人累出病来，但是他（她）们依然坚持演出热情不减。

时任国民党军政部第三厅厅长的著名诗人郭沫若也不辞劳苦前往车站慰问，发表慷慨激昂的抗战演说，并当场赋诗表达对抗战将士的敬意。

还有许多来自沦陷区的流亡学生和知识分子，他们满怀对家乡的深切怀念和浓浓的爱国之情拥向车站码头，以肺腑之声激励参战官兵驱逐倭寇收复国土。

更有为数众多离乡背井的各地难民，他们以亲身遭遇控诉日寇暴行，激起部队官兵对日寇的深仇大恨。

许多市民拉着子弟兵的手失声痛哭，老大娘把自家舍不得吃的鸡蛋和馒头塞在官兵怀里，一时间送子参军，送郎当兵的爱国行动蔚然成风。

裕华纱厂工会也组织女工前往车站码头劳军。

抗战时期国共合作，工会组织都有公开合法地位，比如裕华纱厂就有不止一家工会，既有共产党领导的赤色工会，也有国民党组织的白色工会，他们都打着为工人大众谋利益的旗号进行竞争，组织各种社会活动，宣传各种主义，争取工人群众支持等等，总之已经有那么一点点西方社会的民主味道。

张松樵是无党派实业家，他老人家对政治活动一概没有兴趣，只重视劳动纪律和经济效益。

他给工厂定下一条雷打不动的铁规，那就是工作时间任何人不得离开岗位，违者开除。

但是工会组织劳军，军队并不都在工人下班以后到达武汉，这样就同工厂的劳动纪律发生矛盾。

人人都知道张松樵是个说一不二的老板，除非他亲自批准，否则任何人不敢越雷池一步。

正在为难之际，张松樵亲自走进工会来，他说：你们去吧只要打败日本鬼子，还有什么事情不好办呢？

工厂铁规就这样被张松樵自己打破了。

我父亲说，由于空袭学校常常停课，他就和同学偷偷跑去车站码头看过兵。

对男孩子来说，战争永远都是他们最热衷的话题，军人和武器永远都是他们的崇拜对象。

同学们常常为一些似是而非的问题争论不休，其中一个问题就是&ldo;中国到底有没有钢盔师&rdo;？

抗战初期，武汉民众纷纷传说，有一支从国外训练的中国部队，坦克大炮数不胜数，官兵手持自动枪，头上不是戴灰布军帽而是一顶威武的黑色钢盔，简直就是天兵天将下凡，只要他们开上战场准能打败日本鬼子。

可惜这支神乎其神的&ldo;钢盔师&rdo;只存在于人们口头，从来没有人见过这支不同凡响的复仇之师。

但是有一天奇迹发生了，我父亲在火车站看见一列即将开往北方的运兵火车，车厢里的士兵一律身缠武装带，胸前挂着自动枪，看上去威风凛凛与众不同。

更重要的是，每个士兵头上都戴着一顶黑色的钢盔帽，毫无疑问这就是传闻已久的&ldo;钢盔师&rdo;。

我父亲激动得浑身发抖，他掏出身上所有零花钱买来香烟分给士兵，唯一心愿就是渴望亲手摸一摸那顶神奇的钢盔帽。

士兵满足了男孩子的愿望，当那顶混合着人体汗味和铁腥味的沉重钢盔被扣在我父亲头上时，那种从天而降的巨大幸福感几乎压垮了他。

我父亲说，后来他悄悄把家里的铁锅扣在头顶上，想象自己变成了&ldo;钢盔师&rdo;，为此他没少挨母亲巴掌。

威武的钢盔帽变成一个梦，这个梦就是装备世界上最好的武器，然后驰骋战场保卫家园，把日本强盗赶回老家去。

仅仅五年之后的1943年，我的中学生父亲终于如愿以偿地参加中国驻印军，奔赴遥远的南亚古国印度受训并成长为一名头戴钢盔帽的坦克兵，驾驶美制&ldo;谢尔曼式&rdo;主战坦克走向烽火连天的中、印、缅战场。

6

就在前线捷报频传，武汉三镇沉浸在一片胜利的欢乐气氛中时，张松樵派往重庆迁厂的肖老大却风尘仆仆地赶回来了。

肖老大变得又黑又瘦，衣衫褴褛，但是他不可思议地带回来一支庞大船队。

他同武汉失去联系的原因在于通讯落后，那时候四川比人们想象的还要偏僻闭塞，许多山区不仅没有公路，甚至与世隔绝。

根据肖老大调查，四川沿江地区都是传统的产粮区而非产棉区，纱厂需要的原棉仍需从遥远的汉中乃至西北购入，因此必须尽快改变当地人观念，帮助农民实施棉花种植计划。

肖老大按照张松樵指示在重庆南岸一处地名叫做窍角沱的江边购买土地，开始新厂筹建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