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皇代表对联合园的初次访问按说本应该到此结束，但红衣大主教在走进电梯时，却刚巧碰上了原先并未安排会见的联合国秘书长；这样，宗教联合国与世俗联合国代表的握手，就在无意中升了格。

尽管这只是一次意外的会见，并且在匆忙的寒喧中，连纽约或梵蒂冈的天气这样的话都来不及谈，但却为红衣大主教和联合国秘书长日后共同经历的一段遭遇，埋下了最初的伏笔。

香港　2000年1月12日

&ldo;我在二十岁那年成了孤儿。

这话你听来一定觉得好笑，可我确实是在那一年里，既没有了母亲，也没有了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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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加太平山顶望着香港的万家灯火，婵突然对李汉讲起了她的身世。

她的自己永远也讲不清的身世。

我的母亲是格鲁吉亚人，她说，可我的父亲是中国人。

但他们都好像是没有祖国的人。

他们总是一个国家接一个国家地漂泊不定。

她无法说清他们是怎么走到一起组成一个家庭的。

我的母亲气质忧郁，她又说，我的父亲同样沉默寡言。

李汉想起她曾说过，她的母亲用手隔着信封读她父亲写来的信或别人写给她父亲的信。

我们一家是十五年前来到香港的，那年我九岁。

她沉入了回忆。

一到这里，父亲就像变戏法似地变出一家店铺来，我们就靠着它在香港生活了十多年。

她不讲了，朝山下望。

李汉默默地用眼神鼓励她讲下去。

后来，那个叫苏联的国家不存在了，我的母亲像丢了魂，这好理解，因为那毕竟是她的国家。

她的眼神像山腰的雾一样迷茫。

可我的父亲也跟着母亲丢了魂，这就让我搞不懂了。

那时我小，也不想去懂。

现在大了，想懂也没有地方去懂了。

雾慢慢地从山下涌上来，李汉轻轻楼住婵的肩头。

直到一九九七年，我的母亲突然要回第比利斯去为她自己的父母送葬，我的外公外婆被内战的炮弹炸死了，结果母亲一去未回。

她的眼睛里有泪。

而我的父亲则在这‐年七月一号到来之前，整日整夜地坐卧不宁。

他总说，谁都可以在那个日子之后在香港呆下去，只有他不行。

但他舍不得我。

他一直陪我呆到六月三十‐号的晚上……天亮时，他不见了。

只给我留下一张把店铺变卖后的银行存单。

她说不下去了。

其实她所知道的关于她家世的故事就这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