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我们家的经济条件还不是最差的，有的同学家就指望鸡屁股这个“小银行”

，买个笔和本子，都拿几个鸡蛋到小卖部换。

上中学了，同学中有城里工人子弟和干部子弟，他们的经济条件不知比我们农民子女好多少倍。

他们每顿饭到食堂打饭买菜，我们是每周从家里背煎饼。

夏天，煎饼两天就长黑毛，大家便在宿舍里拉上绳子，把煎饼搭在上边晾。

宿舍里挂得满满当当，看起来像一面面小黄旗，到处是刺鼻的霉酸味。

就是这样长毛的煎饼，每顿饭用开水泡一下，就着咸菜吃。

同周围几个村比起来，我们村的生活最差，好多学生用破提篮盛饭上学，所以，同学们编了个顺口溜:“金郭庄，银源泉，天津湾的破提篮。”

但我们村的学生学习最用功，每次考试，成绩总在前头，考大学的成绩也不赖。

尤其是“文革”

后恢复高考，我们村每年考出的大中专生都在20名以上。

1979年，考出去了30名。

近几年来，全村出去的大中专生总共500多人。

爹说，五六十年代，我们天津湾西村的人口是1700多人，40多年过去，现还是那么多人，除了计划生育的原因以外，考学出去的人多是重要因素。

我们村被称为“状元村”

。

还有位学者把村里出去的大学生称为“从破提篮里走出的学子”

。

离开爹娘离开家这些年，我总喜欢这个拍摄像爹娘一样的普通百姓。

这位老大爷见到我总说我像他的儿子。

（1984年）

也许小时候娘给我割了绊脚线的缘故，我的路越走越远。

1990年，我组织了红军长征路摄影考察队，9个多月的时间，骑自行车走完两万五千里长征路。

上图为在卢定桥上留影。

下图为过草地的情景。

也许小时候娘给我割了绊脚线的缘故，我的路越走越远。

1990年，我组织了红军长征路摄影考察队，9个多月的时间，骑自行车走完两万五千里长征路。

上图为在卢定桥上留影。

下图为过草地的情景。

三年前，从“破提篮里走出的学子们”

捐资为村里修了柏油路，盖起了一所设施完善的学校，教学大楼就恰巧建在早已铲平的焦家林边上。

每天，上课的钟声在学校上空回响，比当年焦家林焦雄墓前的那块石碑厢板的响声更悠扬，传得更远。

“西方大路”

与“东方大路”

（图）

四爷爷的大儿子焦文俊（我的大叔）去世后，堂弟站在椅子上，为他举行“叫地门”

仪式。

（1998年）

“命归西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