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没有比领袖们表现出个人勇气更激动民众的了。

在马赛、在维也纳和许多其他城市里，在过了几个世纪之后，人们仍深深地追念那些在瘟疫流行期间尽了责任的英勇的教士。

老百姓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领袖所表现出来的那样的英雄主义，更不会忘记那决定性时刻的卑怯。

日内瓦人藐视并嘲笑那些教士们‐‐从布道台上他们习惯要求众多信徒作出最大的牺牲，但现在他们自己既不准备又全然不愿意作任何牺牲。

一次徒劳的减轻公众不满的尝试随后发生，上演了一幕可耻的活剧。

市行政会下令逮捕了几个赤贫的人，拷打直到他们承认用魔鬼的粪便制成油膏涂抹在门闩上而把瘟疫带进了城市。

加尔文非但不轻蔑地驳斥这一鬼话，而且表现了十足的顽固性，他衷心支持这一中世纪的骗局。

他甚至于得更绝，公开宣称&ldo;瘟疫传播者&rdo;干尽了坏事。

他在布道台上说，一个无神论者在光天化日之下，被魔鬼从床上拖出来投入罗讷河。

加尔文注意到他的众多信徒甚至不想掩饰他们的讪笑，在他的经历里，这是第一次得忍受这样的羞辱。

无论如何，对加尔文一贯正确的信念（这一信念是每个独裁者维护权力的必需的哲学组成部分），在瘟疫流行期间已基本上消失了。

他回日内瓦时所受到的由衷欢迎，也已消失了。

一种对抗精神在扩大了的圈子里蔓延。

但是加尔文幸运的是，圈子扩大了，但仇恨没有集中起来。

集中的往往是独裁统治的暂时优势，它足以保证独裁者的统治一直持续到其积极的支持者们成为少数之后。

这些支持者好斗的意志，表明他们本身是一个有组织的统一体。

与此相对照，来自各方面，被不同动机激励着的意志，则很少成为一个集中的有效力量。

不管怎么样，很多人只是受到了内在的对独裁统治反叛精神的激励，他们有仇恨，但并不参加一个统一的运动，实行一个共同的计划，他们的造反是无用的。

因此，从对独裁者权威第一次挑战的那时起，到他最后被推翻，通常要很长的一段时间。

加尔文、他的宗教法庭、他的传教士，以及组成他支持者的大部分流亡者，代表着一个集团，一个有约束的意志，一般集中的和指导明确的力量。

而敌手方面，则可能无计划地从一切圈子和阶级吸收人员。

他们有些曾经是夭主教徒，现在依然秘密地墨守旧教;有些是旅店关门后被赶出来的酒鬼;有些是不许他们象往昔那样再抹脂涂粉的妇女。

在另一方面，在对政权不满的人中间，有卓越的爱国家族的成员，他们被暴发户当权激怒。

那些暴发户在日内瓦立足儿个月之后，竟然能够把最舒服和最能挣钱的位置弄到手。

这样，反对派虽然在数量上较多（由最高贵和最卑贱的分子所组成），但只要对政治现状不满的人，未能集结力量去追求一个理想。

他们只能徒劳地抱怨，永远只是势能而不能变为动能。

这是一群暴民，却要对抗一支部队;这是无组织的、心怀不满的乌合之众，却要对抗有组织的恐怖，所以无法取得进展。

在开始的几年里，加尔文发现很容易控制那些分散的团体。

他们从来没有有力地联合起来反对他，使加尔文得以对他们各个击破。

对于一个已经掌握权力的理论家来说，主要的危险来自一个提倡敌对理论的人物。

加尔文，一个思路清晰而且时刻保持着警觉的思想家，很快就认识到了这一点。

他深深地害怕的唯一敌手，是那些在智力上和道德上能和他分庭抗礼的人。

他特别害怕塞巴斯蒂安&iddot;卡斯特利奥。

此人以自由精神的热情反对那独裁者精神上的暴政，在智力上和道德上肯定超过了加尔文。

有一幅卡斯特利奥的画橡留了下来，可惜画得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