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老婆子式的文人学士也许说，这是“高傲”

得可恶了，该得惩罚。

这话自然很像不错的，但也不尽然。

我的家里还住着一个乡下人，因为战事，她的家没有了，只好逃进城里来。

她实在并不“高傲”

，也没有反对过杨荫榆，然而她的家没有了，受了破坏。

战事一完，她一定要回去的，即使屋子破了，器具抛了，田地荒了，她也还要活下去。

她大概只好搜集一点剩下的东西，修补修补，整理整理，再来活下去。

中国的文明，就是这样破坏了又修补，破坏了又修补的疲乏伤残可怜的东西。

但是很有人夸耀它，甚至于连破坏者也夸耀它。

便是破坏本校的人，假如你派他到万国妇女的什么会里去，请他叙述中国女学的情形，他一定说，我们中国有一个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在。

这真是万分可惜的事，我们中国人对于不是自己的东西，或者将不为自己所有的东西，总要破坏了才快活的。

杨荫榆知道要做不成这校长，便文事用文士的“流言”

，武功用三河的老妈，总非将一班“毛鸦头”

（7）赶尽杀绝不可。

先前我看见记载上说的张献忠屠戮川民的事，我总想不通他是什么意思；

后来看到别一本书，这才明白了：他原是想做皇帝的，但是李自成先进北京，做了皇帝了，他便要破坏李自成的帝位。

怎样破坏法呢？做皇帝必须有百姓；他杀尽了百姓，皇帝也就谁都做不成了。

既无百姓，便无所谓皇帝，于是只剩了一个李自成，在白地上出丑，宛如学校解散后的校长一般。

这虽然是一个可笑的极端的例，但有这一类的思想的，实在并不止张献忠一个人。

我们总是中国人，我们总要遇见中国事，但我们不是中国式的破坏者，所以我们是过着受破坏了又修补，受破坏了又修补的生活。

我们的许多寿命白费了。

我们所可以自慰的，想来想去，也还是所谓对于将来的希望。

希望是附丽于存在的，有存在，便有希望，有希望，便是光明。

如果历史家的话不是诳话，则世界上的事物可还没有因为黑暗而长存的先例。

黑暗只能附丽于渐就灭亡的事物，一灭亡，黑暗也就一同灭亡了，它不永久。

然而将来是永远要有的，并且总要光明起来；只要不做黑暗的附着物，为光明而灭亡，则我们一定有悠久的将来，而且一定是光明的将来。

我赴这会的后四日，就出北京了。

在上海看见日报，知道女师大已改为女子学院的师范部，教育总长任可澄（8）自做院长，师范部的学长是林素园（9）。

后来看见北京九月五日的晚报，有一条道：“今日下午一时半，任可澄特同林氏，并率有警察厅保安队及军督察处兵士共四十左右，驰赴女师大，武装接收。

……”

原来刚一周年，又看见用兵了。

不知明年这日，还是带兵的开得校纪念呢，还是被兵的开毁校纪念？现在姑且将培良君的这一篇转录在这里，先作一个本年的纪念罢。

一九二六年十月十四日，鲁迅附记。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八月二十八日《语丝》周刊第九十四期。

原题《记鲁迅先生的谈话》，署名培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