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规定，定下了许多&ldo;框框&rdo;，诸如：北京和外地的学生不得到县以下各级机关和社、队去串联;不得参加县以下单位的辩论;县以下各级干部和公社社员也不要外出串联;秋收大忙季节，应集中力量搞好秋收、秋种、秋购;运动可以暂时停下来，等等。

规定还特别要求：各级干部，应在群众的帮助下，揭发错误，批评错误，改正错误。

对上级党委任命的干部，均不应采取群众直接罢官的做法。

这份以中共中央的名义下发的红头文件，对于稳定农村的形势，起了很好的作用。

&ldo;中央文革&rdo;的人十分恼火，他们认为，这是&ldo;压制群众，压制革命&rdo;的典型材料。

文件成了他们攻击诬陷陶铸的重要内容。

1966年的金秋，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

陈伯达作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报告。

林彪发表讲话，指名攻击刘少奇、邓小平。

并且说：&ldo;这次&lso;文化大革命&rso;运动的错误路线主要是刘邓发起的。

&rdo;

这些，都引起许多老同志的反感。

吃饭桌上，会后散步时，谭老板和陈正人、江一真等同志议论，觉得陈伯达的报告有许多片面性的东西，不那么实事求是，而且把问题上纲上线。

江一真说：&ldo;不少省委书记不同意陈的报告。

&rdo;谭老板也说：&ldo;对反动路线的&lso;反动&rso;二字，很多人是接受不了的。

&rdo;

他们的这些议论，被专爱在背后搞小动作的人听到了，捅到上头，同时告诉造反派组织，让他们在小报上登出来，加以批判。

谭老板有意见，不只是会下议论议论，他是要&ldo;放炮&rdo;的。

果然，在正式的小组会上，他亮出了自己的观点：&ldo;这个报告，讲群众群众，不讲阶级观点，不讲阶级路线……&rdo;&ldo;没有强调党的领导，光讲群众，没有党的领导。

&rdo;

针对陈伯达讲的多数、少数问题，谭老板火了。

他说：&ldo;少数就好吗?多数就不好?在农村，地富反坏是少数，贫下中农是多数怎么理解?……&rdo;

这些话，当然很刺陈伯达的耳朵。

引起他们对谭震林的不满，也是很正常的事。

这些，仅仅是铺垫。

一些令谭震林目瞪口呆的事情相继发生了。

‐‐贺龙的家，被&ldo;造反派&rdo;冲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