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上书的时候，父亲——就是我的先生——就骂，几乎要打手心；被母亲和大姊劝住了，终于没有打。

我哭了一顿，把颜料盅子藏在扶梯底下了。

晚上，等到父亲上鸦片馆去了，我再向扶梯底下取出颜料盅子，叫红英——管我的女仆——到店堂里去偷几张煤头纸来，就在扶梯底下的半桌上的洋油灯底下描色彩画。

画一个红人，一只蓝狗，一间紫房子……这些画的最初的鉴赏者，便是红英。

后来母亲和诸姊也看到了，她们都说“好”

；可是我没有给父亲看，防恐吃手心。

后来，我在父亲晒书的时候，看到了一部人物画谱，里面花样很多，便偷偷地取出了，藏在自己的抽斗里。

晚上，又偷偷地拿到扶梯底下的半桌上去给红英看。

这回不想再在书上着色；却想照样描几幅看，但是一幅也描不象。

亏得红英想工好；教我向习字簿上撕下一张纸来，印着了描。

记得最初印着描的是人物谱上的柳柳州像。

当时第一次印描没有经验，笔上墨水吸得太饱，习字簿上的纸又太薄，结果描是描成了，但原本上渗透了墨水，弄得很龌龊，曾经受大姊的责骂。

这本书至今还存在，我晒旧书时候还翻出这个弄龌龊了的柳柳州像来看：穿着很长的袍子，两臂高高地向左右伸起，仰起头作大笑状。

但周身都是斑斓的墨点，便是我当日印上去的。

回思我当日首先就印这幅画的原因，大概是为了他高举两臂作大笑状，好象父亲打呵欠的模样，所以特别感兴味罢。

后来，我的“印画”

的技术渐渐进步。

大约十二三岁的时候（父亲已经去世，我在另一私塾读书了），我已把这本人物谱统统印全。

所用的纸是雪白的连史纸，而且所印的画都着色。

着色所用的颜料仍旧是染坊里的，但不复用原色。

我自己会配出各种间色来，在画上施以复杂华丽的色彩，同塾的学生看了都很欢喜，大家说“比原本上的好看得多！”

而且大家问我讨画，拿去贴在灶间里，当作灶君菩萨；或者贴在床前，当作新年里买的“花纸儿”

。

那时候我们在私塾中弄画，同在现在社会里抽鸦片一样，是不敢公开的。

我好象是一个土贩或私售灯吸的，同学们好象是上了瘾的鸦片鬼，大家在暗头里作勾当。

先生在馆的时候，我们的画具和画都藏好，大家一摇一摆地读《幼学》书。

等到下午，照例一个大块头来拖先生出去吃茶了，我们便拿出来弄画。

我先一幅幅地印出来，然后一幅幅地涂颜料。

同学们便象看病时向医生挂号一样，依次认定自己所欲得的画。

得画的人对我有一种报酬，但不是稿费或润笔，而是种种玩意儿：金铃子一对连纸匣；揠空老菱壳一只，可以加上绳子去当作陀螺抽的；“云”

字顺治铜钱一枚（有的顺治铜钱，后面有一个字，字共二十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