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但如此，连别的一切他所不欢喜的课都不上了。

同学的劝导，先生的查究，学监舍监的训诫，丝毫不能动他。

他只管读自己的《史记》、《汉书》。

于是全校中盛传“杨家俊神经病了”

。

窗外经过的人，大都停了足，装着鬼脸，窥探这神经病者的举动。

我听了大众的舆论，心中也疑虑，“伯豪不要真果神经病了？”

不久暑假到了。

散学前一天，他又同我去跑山。

归途上突然对我说：“我们这是最后一次的游玩了。”

我惊异地质问这话的由来，才知道他已决心脱离这学校，明天便是我们的离别了。

我的心绪非常紊乱：我惊讶他的离去的匆遽，可惜我们的交游的告终，但想起了他在学校里的境遇，又庆幸他从此可以解脱了。

是年秋季开学，校中不复有伯豪的影踪了。

先生们少了一个赘累，同学们少了一个笑柄，学校似乎比前安静了些。

我少了一个私淑的同学，虽然仍旧战战兢兢地度送我的恐惧而服从的日月，然而一种对于学校的反感，对于同学的嫌恶，和对于学生生活的厌倦，在我胸中日渐堆积起来了。

此后十五年间，伯豪的生活大部分是做小学教师。

我对他的交情，除了我因谋生之便而到余姚的小学校里去访问他一二次之外，止于极疏的通信，信中也没有什么话，不过略叙近状，及寻常的问候而已。

我知道在这十五年间，伯豪曾经结婚，有子女，为了家庭的负担而在小学教育界奔走求生，辗转任职于余姚各小学校中。

中间有一次曾到上海某钱庄来替他们写信，但不久仍归于小学教师。

我二月十二日结婚的那一年，他做了几首贺诗寄送我。

我还记得其第一首是“花好花朝日，月圆月半天。

鸳鸯三日后，浑不羡神仙。”

抵制日本的那一年，他有喻扶桑的《叱蚊》四言诗寄送我，其最初的四句是“嗟尔小虫，胡不自量？人能伏龙，尔乃与抗！

……”

又记得我去访问他的时候，谈话之间，我何等惊叹他的志操的弥坚与风度的弥高，此外又添上了一层沉着！

我心中涌起种种的回想，不期地说出：“想起从前你与我同学的一年中的情形，……真是可笑！”

他摇着头微笑，后来他叹一口气，说道：“现在何尝不可笑呢；我总是这个我。

……”

他下课后，陪我去游余姚的山。

途中他突然对我说道：“我们再来无目的地漫跑？”

他的脸上忽然现出一种梦幻似的笑容。